柴静:想看见就要从朦胧中睁开眼

image柴静,生于1976年,22岁到北广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起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她曾经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她曾经故意在节目中反复询问王锡锌关于公款消费的数字;她曾经一人独面黑社会的威胁。2009年离开《新闻调查》......


 

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

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

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

陈虻去世之后,我开始写这本书,但这本书并非为了追悼亡者——那不是他想要的。他说过,死亡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他所期望的,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十年已至,如他所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摘自《看见》

《看见》写了柴静进入央视的10年,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成长。,我是在写自己是怎麼犯错误的一个过程。柴静说,她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

柴静出书了。距离她的上一本书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已经过去了13年。她用那本书告别厂自己4年的电台生涯,用这本《看见》呈现自己加入中央电视台10年的记忆。在新书中,柴静写了这10年间影响她的人,她说,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当下的她——构成了如今坐镇中央电视台《看见》栏目的她,这个她,几乎已与曾在湖南电台主持《夜色温柔》的她,判若两人。

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

文艺的黑布连衣裙、酒红色毛边棉麻围巾,柴静一如既往的素净登场。2012年12月14日, 《看见》首发式在位於北京东三环的首都图书馆举行,儘管天降大雾,会场却座无虚席。800个座位根本不够喜欢她的读者和1 00多家关心她的媒体瓜分,来晚的没有座位,就在门边站着或乾脆坐在地上……嘉宾席里,白岩松、崔永元、张立宪、罗永浩、陈晓卿、周云蓬……柴静说她看到大家觉得挺幸福,这是一场朋友们的聚会。 朋友们的聚会里,唯独少了陈虻——而柴静写这本书就是因為陈虻,虽然并不是為了追悼亡者。在《看见》的序书里,柴静写道:他说过,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於死。他所期望的,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新书取名《看见》正是此意,她希望从蒙昧中睁开眼睛。

《看见》写了柴静进入央视的1 0年,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成长。我是在写自己是怎麼犯错误的一个过程。柴静说,她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

只问耕耘,不问收穫

2000年,在央视后面的梅地亚酒店,时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的陈虻披着一头中长发,翘着二郎腿,问柴静: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甚麼?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柴静也翘着腿。他在烟雾里瞇着眼看了柴静一会儿:你来吧。

那年柴静24岁,因大学期间在湖南文艺广播主持一档週末深夜节目《夜色温柔》被誉為,长沙夜空里唯一的安慰:毕业后,她留在湖南卫视主持一档谈话节目,喜欢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那样非常文艺和情绪的字眼。

进入央视,柴静担任《时空连线》节目的主持人、白岩松的女搭档——挑战和压力可想而知。对主流新闻话语的陌生戚逼迫着她每天读大量专业书籍,整个人都扎进工作里,却找不到状态,甚至不知如何提问:每天节目结尾她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因為这话是不会错的。

一次,陈虻看到电视上正播柴静的节目,立刻给她打了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柴静只能用功,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繫,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就那麼熬着……柴静一直记得,在那段不堪的岁月里,白岩松安慰她的话: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麼幸福。

2003年,柴静被调去《新闻调查》 ,碰到的第一个选题就是,非典 。从此,中国观眾记住了这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 《北京非典阻击战》播出的时候,柴静只看了前面的10分鐘,就埋头接电话和短信。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5.7 4%,意思是超过7000万人在看。柴静记得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陈虻也给她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穫。

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

在《新闻调查》的6年,柴静在一个又一个新闻现场的磨礪中逐渐找到了记者的感觉,那时侯她喜欢对抗性採访——快、狠、準,剑光一闪,夺命封喉。但现在,她能清楚地指出那时自己的问题:最初当记者,我会炫技——你看,我的问题多漂亮,我把对方问倒了,我赢了。但仅此而已,对於解决问题有何帮助?在节目中,不要轻易作出褒贬,要做的是细节探究和幕后挖掘,能让对方自由表达,帮助公眾得到尽可能多的真相。

2010年12月,柴静出现在央视推出的一档记录现实题材的专题节目《看见》中。两年来,她在这个节目中採访家暴事件中的李阳、对话德国志愿者卢安克、和导演李安讨论少年PI的恐惧……柴静发现,做《看见》与以往做调查报道完全不同。调查报道比较单纯,只要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保持準确,就能完成任务。但做人物光有事实是不够的,你要进入——像对方那样活一遍,再抽离出来, 这就像把头埋在水里,有点儿危险——你必须控制好自己的呼吸,否则会窒息,感到焦虑和恐惧。柴静说她现在才真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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