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不要忘记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训

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乃是一种有效的选择。但国家资本主义绝对不容许变为清末的官僚资本主义,清末的教训不能忘了。

近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国家资本主义”忽然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到了现在,美国的评论界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逐渐集中。对中国国企的抨击开始日趋凌厉。前“美国中国商会”会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近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可以说即是一本重要的批评之作。

近代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发展而有国企,因此我对国企的正当性并不怀疑。在社会主义思想史里,1896年德国社民党创党人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即首先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早期只是个抽象概念,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国家资本主义”才成为事实,因此西方人都将俄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滥觞。

只是西方人不知道,中国在国家资本主义上也是个先行者。清朝末年,由于中国积弱,同光中兴的时代,遂出现自强西化的运动,兴起了一种官督民办的企业,它是由政府出资、官僚办理的企业。举凡造船造舰、钢铁桥墩、电报、航运、银行等均属之,并因此而形成庞大的官僚资产及官办阶级。由于他们是用国家的资本及特权为自己做生意,因而产生了许多富豪官僚,李鸿章家族、盛宣怀家族、两江总督周馥家族都是代表。

清末自强洋务运动的官僚资本主义,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近代中国学术界对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很少做经济史的研究。尽管如此,人们仍知道官僚资本主义养出一批官僚巨富,他们贪腐成性,由清末的许多笔记札记,我们已知道这些豪门子女,他们赌起钱来,都是黄金整条整条地押注,手上则拿着整叠的房地契当赌本。清末民初上海的畸形繁荣,有一大半都和官僚资本主义有关。但这种官僚资本家真的懂经济和科技吗?却又未必。当年李鸿章即承认“江南制造局”做的简单洋枪,打土匪或许有用,但只要一面对外敌即完全无用,清末的北洋舰队相当落后,一到甲午海战,立即溃不成军。

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俄国革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它在俄国革命成功的初期的确发挥了作用,俄国的国防工业纵使到了今天,仍和美国难分轩轾;中国在太空、深海及尖端卫星科技上进步神速,我认为是受到俄国相当大的影响。

但中国另外一部分情况,我则认为是受到清末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它以内部的垄断为主,由于它以特权为靠山,因此所涉利益庞大,很容易养成贪腐的习性;其次则是官办的企业,由于特权的保护,成本便宜,因此名目上的利润会灌水,显得偏高,但实质的利润却极低;第三则是官办企业,容易从国家身上得到资金的援助,官办企业会有投资过度,扭曲国家资源的配置等重大弊病。麦健陆在新书里指出,中国国企乃是一种投入驱动的成长,而不是生产力带动的成长;国企由于资金获得容易,都用这种容易的资金来炒房,排挤掉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也扩大了资金的错置。

最近,我读了麦健陆的新作。我对美国人抨击中国国企在海外兼并扩张,抨击中国国企对外国企业有太强的抵抗力等,其实并不是那么同意;但美国商会对中国国企的结构不良、资源浪费、贪腐盛行等方面的分析,我却很同意,因为这种弊病其实清末的官僚资本主义时代即很普遍。因此,我认为中国对国企的改革已必须加快速度,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乃是一种有效的选择。但国家资本主义绝对不容许变为清末的官僚资本主义,清末的教训不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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