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推土机前种花

香港在推土机前种花

    我们多么希望香港也像海明威笔下的巴黎,只要你年轻的时候住过,它就永远跟着你,无论将来去到何处,它都一辈子活在你的心里。可是我们知道,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许多人来了,然后又走了,过客而已,香港不在他们身上留下一抹痕迹。就像马家辉所经常抱怨的,有些人来了,并且住下了,但他无论如何就是不会和这个地方发生任何关系的。或许他是一学者,在香港的公立大学里头享受着世界前列的好待遇,在大陆、台湾乃至于国际学术界上有头有脸;可他从来不愿意参与香港事务,不发言不表态,甚至连本地朋友也没几个,更别说学广东话了。对这类人而言,香港只是一个方便栖身之地而已。

再想下去,我不禁怀疑,“一个方便栖身之地”,这难道不正是这城市全力追求并且引以为豪的目标和定位吗?你不会粤语?没关系,我们会努力学好英语和普通话,让你方便到可以反过来批评我们英语不纯正普通话发音不灵光的地步。你不用和这个社会产生任何情感以至于认同上的联系,你只要懂得坐地铁和消费就够了,而香港的公共交通和购物环境都是第一流的,绝不麻烦。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这些本地人也都可以方便到虽声犬相闻但老死不往来的境界。“唔好阻住人条路”,“唔好阻人发达”,“唔好拖住经济发展后腿”;这城原来是一条道路,只是我们不一定知道它该通往何处而已。

万一,假如有这么一些来客,他不愿意只求方便,他还想往更深的地方靠近;那么他将会遇到些什么呢?

正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香港岭南大学学生会的选举出了一点风波。那位候任学生会主席是位内地来的留学生,这本来不像坏事;起码总算有人不想只是路过了。可他承认,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于是舆论起来了,他只好退选,放弃快到手的职位。我不晓得他事后是否明白,这座被重重路网所掩盖的城市,本有一些不可触碰的硬核。不,问题不一定是表面友好之下的排外,而是这座城始终不可丢弃某些长年遭人忽视、遗忘,甚且以为它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顽强地撑住了本地人的神经。好比关卡,即便你可以自由通行,但你不能否定这座关卡本身的价值。你能过来念书,你能过来工作,你能过来置业结婚生子,但是当关卡对你提出那些最根本也是最困难的问题的时候,你不可以回避,不可以默不作声。

当然,除了这些坚硬的核心,此城还有不少有如沾在易洁锅光滑锅面上的疙瘩,刷来冲去就是洗它不掉;我说的是书和写书的人。那些“二楼书店”,早被租金压到七楼十一楼去了,但它硬是不绝种,多前仆后继。那些出书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的低鸣只会淹没在喧闹的车马声中,但他还要10001000本地印;只卖500不要紧,至少卖了500,不是吗?莫非香港的便利也给了这些人一个栖处?人家不管你,你也用不着管人。市场是这里的皇帝,然而帝力又于我何有哉?

严飞这部新著,我一页一页读下来,竟然有些感动。先是感动于这座城市,环境如斯不利但还是有这么多人在看书、写书、出书、卖书,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里不是大陆,知名作者可以享有不错的社会地位,一本新书的消息能够在几十份报刊上面发表;这里没有掌声,你唯一听得见的反响通常是自己独白的回音。既然如此,他们为的是什么?

我又感动于严飞的明白和了解,一个内地来的学生,待过牛津、斯坦福,前途大好,可他念念不忘我的这座城市,我的香港。他想念的,居然就是那些书和人,香港之硬块。这么用心去为他们留下记录,响应他们发出的声音;严飞不只看到了香港的方便,而且还看到这些不便,甚至看得比绝大多数本地人还认真。离开之后,为什么他最怀念香港的书店,原因之一是香港的那个硬核使得这城意外成为三地书籍汇聚的结点(另一种香港的方便?)。但更重要的理由,我想,就像一片水泥地上从裂缝里勉力探出头来的小白花,这么稀少,这么显眼,比起繁花似锦的大花园,它的确更加叫人怜爱,也更加叫人难忘。

《凤凰周刊》2012年12期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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