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社会问题变成企业的负担

中国的《劳动法》基本上是跟着欧洲模式来的,其中的某些条款对中国来说有点超前,对企业是很大的一种压力。

三年半来,央行于6月首次下调基准利率,但此项措施并不意味着中国开始实行利率市场化,而是一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过,在当下“稳增长”的调控中,政府需防止过多使用一些承袭已久的市场干预手段。
“国货令”没有必要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已提出要求,在这一轮投资刺激中,凡是中国能生产的产品一概不允许进口。
   “稳增长”应该是一个宏观政策,而不是一个微观政策。就是说政府应该放松银根,降低利率,减少税收,但不应该去具体确定投资哪些项目,用哪些产品。现在很可能又回到了2009年的状况,一讲稳定增长刺激经济,就不但放松银根,而且要扩大政府投资,落实政府工程。结果大量投资不是用于各级政府工程,就是落到国企手里,很多中小民企仍然拿不到钱,仍然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
虽然中国还没有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在投资中限购国货的规定终究不符合WTO的基本规则。这件事情好像很维护国家利益,但对处理好国际经济关系促进中国长期发展并不有利。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连年贸易顺差,对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他们的好处似乎并不多。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中国经济相对不错还要保护市场,会引起各国的不满和可能的相应保护行为。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眼界和思路要放开。产品有竞争力就不用怕,“稳增长”中的“国货限购令”完全没有必要,对中国企业的长期发展也未必是好事。企业到底能不能成功,产品是否有竞争力,最终还要由市场来决定。
不能把社会问题变成企业负担
 现在外商抱怨中国投资环境变得不好,FDI同比也出现下降趋势,这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转型的现象,也是政府一系列政策的自然结果。
 中国企业生产成本在不断提高,其中包括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升。这并不完全是市场运行的自然结果,最低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法》的制定实施,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雇工成本。
 中国的《劳动法》基本上是跟着欧洲模式来的,其中的某些条款对中国来说有点超前,对企业是很大的一种压力。《劳动法》应该是保护工人的基本工作条件,工人一旦被聘了,工资、保险、健康、休假、工作环境等基本保障必须要有。但是,政府要给企业解聘人的权利,否则会拖累企业。现在的《劳动法》让企业很难解聘,合同到期了,解聘员工还得赔偿几个月工资,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劳工成本。
 有时候不是因为员工表现不好,而是整个部门或团队都需要砍掉,这时,允不允许企业拥有这个权利?乔布斯的企业之所以成功,包括他能随时调整研发队伍,他觉得某个团队不好,就解聘了它们。要允许一个企业根据发展需求,或者根据工人表现来解聘人,而由政府统一解决失业问题。现在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变成了企业的问题,这让企业负担很重。
企业要自主发展
 现在海外市场不太景气,很多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了一些品牌。单个事情来看不错,但是当大家同时一窝蜂地去干,那就变了样。如果自己没有能力就去经营管理,并购了品牌以后,不但不能盈利,还把品牌给砸了。品牌不是拿来以后,往身上一贴,就能赚钱的,必须和自身的管理技术结合起来才行。
 中国很多事都这样。比如政府号召发展新能源,各地也都有政策倾斜,许多投机的生意人也整天在寻觅什么空子好钻,一看做新能源产业,政府可以给钱给地,便蜂拥进入新能源。呼啦啦一拥而上,就把产业做死了。
 应该让企业家根据自己的能力、目标以及对市场的了解,来确定发展空间。现在很多企业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都是跟着人家走,或跟着政府走,或跟着大帮走。这不是真正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会根据市场供求来决定投资和生产。
企业不要去跟着政府定位,政府也不要给企业定位。政府说要做大做强,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要这样。所有企业都做大做强,谁来做中小企业?而且有的企业本身就做不大做不强。因此,企业要自己找机会,自己定位,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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