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不放水”下的经济转型

中央政府表态不救“钱荒”显示,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的“李克强经济学”已经成为事实。

6月l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 量。”在持续一个多月的金融业“钱荒”中,央行始终没有施以援手,这打破了市场关于央行“放水”的惯眭期待。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预测到本届政府将采取收紧货币和升息的经济政策, 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议上指出,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

乐观的观察者认为,“紧货币”的过程一定会伴随着“松市场”,这也是对前几年4万亿开闸放水导致的国进民退后果的纠正。正如哈耶克批评凯恩斯忽略了人类行为动机的重要性,过去一个时期的刺激政策也显然忽略了作为人类行为模式的集中反映,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动机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作用。哈耶克所说的政府投资中的政府内部人利益,在中国,被现行的经浇政治体制所放大。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从来都不是公有制以及其政治体制,从这个角度看,刺激政策的劣势被放大了o

从经典理论看,存在高失业的状态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一定会导致利率上升,在“凯恩斯陪阱”中,LM曲线几乎是水平的,货币投机需求的利率系数极大,这时S曲线会向右移动,即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不会使利率止升’或者说~r上升的微乎其微,几乎不存在挤出效应。而且,在现实政策操作中,货币总量已经不是主要制约因素,中国政府不仅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同时也在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未市场化的利率制度一F,央行可掌控基准利率,调低存款上限利率水平和贷款下限利率水平,对其他利率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全国资金流动,减小政府投资的挤出作用。

但是,经典模型中的诸多完美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政府投资不会带来名义利率的上升,仍会因私人信贷成本提高从而提高了实际利率,进而挤出私人投资。而且,在中国特有经济运行模式及金融系统的“负风险”机制下'巨大的刺激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被放大瓦这是由于一方面,地方政府在GDP压力下主导经济发展,控制巨量的资源,或为国企,或为具体建设项目提供担保,或把土地作为抵押,所以,各级政府和国企对于经营风险的感知,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在管制利率下,不仅生出超额的资金需求,也使得政府投资的效率较低,在整个经济中形成一个对效率的“挤出”。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整个朱镕基时期,铁腕行政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再经过温家宝时代,政府投资的低效率仍然没有改变,一些行业的产能仍严重过剩。而正如李克强所言,“家电、服装等行业早已走上市场化轨道,不用政府审批,靠市场优胜劣汰,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产能过剩与刺激政策低效有着相同的原因。

另—方面,从金触市场来看,有效的金融市场,产权定义清晰的企业,是凯恩斯政策的理论前提。利率是风险的价格,有效的金融市场,实际上和银行、企业的风险感知相关的。而中国,政府主导经浇垄断诸多资源,财政方面也有强大的资产配置能力,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有着政府的隐形担保,约束软化。这就形成了独特的银行风险感知一一不仅仅取决于风险,还取决于行政权力。

在中国特殊国情下'一般而言有政府担保的国有企业,基建项目的信贷风险很小。更重要的是,在国企和地方政府所具备的政治性权势影响下,银行处于上级银行和地方财政的双重领导之下o银行严格按风险的实际水平拒发贷款,违背政府意愿H寸’银行地方管理人员的个体前途利益还会遭到潜在的阴影。于是,对于他们而言,拒绝发放贷款的风险实际上很可能大于贷出去的风险。所以,组织中个人利益的影响下,产权虚置的,作为一个组织的银行系统,在审核对地方平台以及国企的贷款时,感知到的风险实际上可能是负的,而利率/风险之比又决定着银行的行为,当出现负值时,银行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实现更大投资目标的“共谋者”  从这个意义上,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考虑把银行党委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中分离出来,直接垂直于中央管理。

所以,中国金融市场中供方和需求方的特殊风险感知特性就成为导致刺激政策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挤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实际上的价格双轨制会极端体现为“信贷陷阱”,即当银行感受到的借贷者的“实际信誉”高到一定水平,或者说“实际风险”低至一定水平时一比如,如前所述,甚至为负的。这个时候,不管怎么再提开利息,由于银行是按(利率/风险)的方式操作,资金始终流向这类贷款者,这就会形成可以吞噬信贷资金的“信贷陷阱”。反过来,不管央行如何投放流动性,流动性始终流向负风险、零风险的地方:于是,大量信贷还是流向国企、地方融资平台,积聚风险。最终,在整体经济上,形成对私人投资的“量”的挤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近1_几年,每当遇上的危机,政策紧缩,则承受压力的是民企而每当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时,国有企业受益更多。4万亿的操作就是典型的例子而此高铁项目因缺资金停工,非但不能表明银行发挥了控制风险和发现风险的作用,反而印证了这种畸形风险特性  一刘志军在位期间、地方政府共同为铁道部的风险背书,而随着刘的下台,现任部长乃至整个政局对高铁的态度直接决定了高铁的贷款能力。这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反映,最多是一个政治化的市场表现。

最终,刺激政策下的低利率和弱产权约束都会使价格信号出现偏离,造成投资的无效,在繁荣之后陷入衰落,而进一步的刺激也碓以为继。

对于这种政府投资的负面影响,决策层已有警惕。

在金融上,最近出台的各类措施,也显示出决策层逼迫银行、地方政府去杠杆的决定如根据前不久的习奥会中习近平对奥巴马所说:中国其实是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陕的,但是我们把增长目标调低了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压低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段谈话与一些业内专家预计的李克强所能容忍的最低增长率已从7.5%下降到了7%,不谋而合。

但是,有时候,饮鸩止渴并非完全非理性,只是迫于情势。上世纪90年代初一轮新的经济膨胀使之后的紧缩过程更加困难。那么,虽然中国目前处于工资增长,就业较好的局面,能够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能否因此得到一个高效的经济转型?会否事与愿违,转型朱成,反而那些因为较快的经济增长而掩盖住的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爆发出来。最终,在既得利益和底层现实的双重压迫下,决策层是否会重返刺激政策,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缓解社会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个高效的经济转型相当重要。对于‘‘后刺激时代”,政府的总体思路在于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但是,在后刺激时代,即使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刺激结束了'宏观上产业转型中的制度性障碍仍旧存在,微观上各地政府自发地对经济的干预也仍然存在。

在中国日益缩小和技术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今天,中国经济未来必然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是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它要求未来的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自主创新。而民资的优势正在于在强产权约束下,出于市场竞争压力,对利润进而对创新的渴求,是实现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产业升级的“源头活水”,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民间投资一直很活跃,但存在有钱无处投、想进进不去的现象。虽然民间投资饥渴,决策者也有意加以利用,但现实却沉重的,存在于体制中的阻力无处不在,“玻璃”、“弹簧门”很难打破。实际卜,早在2005年和2010年,国务院就出台了新旧两个《非公经济36条》,但始终无法落实实施。今年2月,国务院更为强硬而明确的要求相关部委上半年制定出实施细则。高压之下’各相关部委落实“36条的实施细则如期完成。然而,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出台的实施细则更多的是一种说明式细则,而非实施式,不少内容缺乏新意和操作性。比如,电力行业实施细则提出‘完善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及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民资进入的许可准入条件’,但不提何肘完善、如何完善,关键条款仍然模糊”。

由此可见,在存在巨大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利益的情况下,即使退出了刺激性政策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政治性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仍然存在。不管是实体经济的转型,还是连接投资于实体的股市,良好的产权保护、股市治理都依赖于更大的法治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些经济政策之外的挑战必然深刻的影响着经济本身,而解决政治权力结构对法治市场的扭曲,显然需要在政治层面进行更深刻、也更艰难的改革。所以,要想取得“后刺激时代”改革红利,除了埋头苦干,更需巨大的政治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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