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地方债与稳增长难题

和当年朱镕基清理三角债一样,现在李克强接手的也是一个投资过热的经济体。但较之20多年前,他面临的难题更为棘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翻了十几倍,经济环境更复杂,面对既得利益格局的阻力也更大。

最近一段时间,李克强被外媒频繁拿来与前总理朱镕基相比。

在最新的一则报道中,彭博社用了直白的“休克疗法”来描述李克强的经济新政。文中写道,通过一场至少过去十年未见的“钱荒”,中国的新领导层发出了明确信号,希望银行控制信贷扩张,但他们将面对地方政府债务和国有银行的难题。

根据业界专家的解读,大陆“钱荒”期间,央行坚决不帮商业银行“埋单”,其实是大陆新领导层发起债务清欠风暴的前兆。而从近期中央高层领导的表态判断,不排除后续还有一些收紧措施,甚至包括让一些小型金融机构倒闭。

类似情况曾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持清理三角债,刺破沿海经济泡沫。和当年朱镕基一样,现在李克强接手的也是一个投资过热的经济体。但较之20多年前,他面临的难题更为棘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翻了十几倍,经济环境更复杂,面对既得利益格局的阻力也更大。

整肃金融系统

关于大陆新领导层债务清欠的猜想,从王岐山对金融机构债券市场的整肃可见端倪。

早前的消息称,今年以来,中国债市连曝不当利益输送大案,牵涉面之广、资金之巨超乎想象。债市的这一系列窝案,已经引发中央高层震怒,王岐山批示要“彻查到底”。自4月中旬起,王岐山亲自指挥,与中纪委副书记兼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分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组部部长赵乐际等,兵分五路对金融领域展开新一轮整肃。

在这场监管风暴中,债券一级半市场、代持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灰色利益输送链条,成为公众口诛笔伐的焦点。其间被带走调查的有万家基金邹昱、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执行总经理杨辉,据传杨辉的案子或为中纪委重点督办、王岐山签字案件。

4月17日,建银投资监事长王世强在北京金融街跳楼身亡,此前他曾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据知情人士透露,监管风暴正是导致王世强自杀的真实原因,而目前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个人均已卷入。

类似情况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当时沿海经济泡沫爆发,为重振国民经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持清理三角债,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正是该工作组的成员之一。

从朱镕基清理三角债开始,到沿海经济泡沫破灭不到三个月时间。沿海地区许多原本买宝马、奔驰和别墅的有钱人,一夜之间全都露馅,原来他们的钱都来自银行贷款。在清债过程中,仅海南一地就有300多人跳楼跳海,还有的从此人间蒸发。由于人人都要还债,导致海南发展银行遭到挤兑,最终破产。

除了查处大案,各大金融机构也被整肃。据港媒报道,2013年4月中旬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党政班子和银监委、证监委党政班子被改组。目前有12名行长、副行长被责令退休,9名副行长及银监委、证监委副主任被免职待审查。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列为央企的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7家省级发展银行、21家城市银行受到警告,需进行整顿。其他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已拘捕内部涉嫌人400余名。25家证券公司被警告整顿、罚款、改组班子,其中有9家证券公司已被3次或以上警告及罚款处分。

金融系统的人事安排也重新布局。今年4月,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退居二线;5月,胡怀邦出任国开行行长。多家国有商业银行行长在此前后密集调整,5月8日,田惠宇接任招商银行行长;22日,工商银行副行长易会满出任工行行长;31日,田国立就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

6月20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爆表”,市场一片惊慌,“钱荒”言论甚嚣尘上,世行及国际研究机构纷纷下调了GDP增速预期。但新领导层坚定推进日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并未就此改变。5月13日,李克强曾表示,目前的中国经济,“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6月8日在中国银行业“钱荒”出现之际,李克强表示,“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6月19日在上海30日同业拆借利率飙升至7.6%的当天,中央银行给各商业银行开闸放钱一直按兵不动,李克强第三次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

有市场人士据此解读管理层思路,称其为“金融改革闯关”。这意味着,“以往银行、地方政府动不动哭闹一下,央行就开闸放水,一遇到危机就开动印钞机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大陆财经媒体分析称,回顾今年以来监管层面的诸多改革新规和监管举措,诸如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年初取消信用债发行定价点差保护、银监会相继出台8号文规范“非标”理财、出台10号文严控商业银行平台贷等,矛头所指,核心正是债市,最终目的是挤出之前4万亿激发的金融泡沫,全面化解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系统、社会总融资体系中所积累的潜在金融风险。

紧急排查地方债

7月18日,底特律在大洋彼岸扇动“破产”翅膀,再次引发了中国深层债务隐忧。国务院下决心审计全国地方债务,业内人士称数目之巨或难以预测。非官方经济学家对中国债务占GDP比例的预测也差距甚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46%相对保守,而渣打银行提出的78%则令人担忧。

上世纪90年代的三角债,牵涉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各方面的借贷链条,占银行信贷资产比例一度达到1/3,成为巨大的隐患。而今天,地方政府债务同样牵扯到城投公司、信托机构、银行、房地产企业等诸多利益方。

7月28日,审计署发布消息称,“近日,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这则简短声明瞬间传遍市场,证实了此前“国务院以特急明电形式部署紧急排查地方债”的传闻。

这是审计署继2011年后,第二次全面摸底地方政府性债务。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政府性债务审计,不仅包括原来的省、市、县三级,还向下延伸至乡镇。审计署已经暂停所有项目,为政府债务排查让路。目前多路工作小组经过培训,已于8月1日进驻各省市,预计将用时两个月时间。

消息公布后,7月29日,沪深两市早盘双双低开,沪指开盘跳空失守2000点,随后急速下挫,体现出投资者对“国有股套现从而缓解地方债风险”的担忧。有分析师认为,市场普遍担心地方性债务的风险超过预期。

今年早些时候,英国《金融时报》曾援引中国审计界资深人士张克的话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失控”,可能引发比美国住宅市场崩溃更大的金融危机。在4月份的亚洲博鳌论坛上,金融“大鳄”索罗斯警告中国须关注影子银行、政府融资平台及房地产信贷引发的坏账风险,称“影子银行的操作,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让我们再次想起2007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

中国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博鳌论坛上透露,中国各级政府负债可能高达人民币30多万亿元。不过,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在5月表示,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元至18万亿元。

内蒙古鄂尔多斯是一个典型例证。2012年,该市在建项目总投资超过1500亿元,其中包括600公里的高速公路、18个大型变电站、14个分布在全市各旗县的工业园,每个工业园区的面积均达数十平方公里。而这一数据在2010年是800多亿元,2011年则是1070亿元。

作为一个地级市,鄂尔多斯3年总投资达到3370亿元,可能透支了未来20至30年的资源和潜力。而支持鄂尔多斯这种超常规建设的重要保障,除了近年煤炭资源带来的财政收入外,就是大规模举债。

而路透社最近的一则报道,则将矛头指向了东部比较富裕的省份江苏,称其各级政府均通过银行、投资信托公司和债券市场获得了大量贷款。作为债务负担最严重的地方政府之一,江苏最终可能被自己沉重的债务压垮,成为中国地方债务噩梦的代表。

今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2年年底,被审计的36个省市区地方债务总额共计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长12.94%。其中,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

尽管地方债发售失控的警钟已经敲响,但并未影响新增地方债的发售,仅2013年第一季度,地方政府旗下的投资公司就发售了2830亿元人民币债券,同比增长一倍多。

债务雪球还将越滚越大。根据年度计划安排,广东今年拟发行地方债121亿元,上海拟发行112亿元,江苏则高达153亿元。据一位接近财政部人士透露,2013年全国地方债发行规模可能高达3500亿元,这比2012年的2500亿元提高了40%。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新发行的债券,其中逾1/3用于偿还旧债,如果监控不严,很有可能形成新的“庞氏骗局”。

“稳增长”考验

与政府性债务压力相伴随的,还有财政赤字率走高的压力。据大陆财经媒体报道,中央高层已明确表态,要将未来的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这条“硬杠杠”之内,以防引发类似欧债危机的财政风险。

但现在的难题是,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两个季度回落,二季度GDP同比增速降至7.5%,而今年全年增速目标为7.5%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18日发布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报告,对年度GDP增速作出了悲观预计,称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中国GDP年增幅可能会降至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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