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上市拯救大陆银行危机

内地众多银行目前都面临不良资产率大幅上升、资产质量恶化的问题。以处理不良资产业务为主业的信达资产,此时择机上市被认为兼有未雨绸缪的含义。

据媒体报道,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即Asset-Management-Company)中资产经营状况最好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已递交上市申请,预计最快10月份将赴港集资约15亿美元。

至此,这家原本存续期间只有10年,本应在2009年就关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复制了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路径,完成了剥离债务、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上市的全流程,华丽转身为AMC界中的不死鸟。

AMC转型之路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来,中国银行业千疮百孔的资产负债表曝光在世人面前,近30%的不良资产率使得很多国外学者断言“中国银行业已集体破产”。

为处置中、农、工、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中国政府分别对口成立了东方、长城、华融和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目的是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金融风险,为其股份制改革铺路,四大AMC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任务就是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AMC本是一种生命有限的机构。上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储蓄和贷款危机,为了化解这次危机,美国国会于1989年通过了《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案》,成立了债务清理信托公司(RTC),主要职能就是对破产储贷协会所有的资产和负债进行重组清理。六年后,RTC基本完成了其使命,于1995年底自行关闭。

设立之初,财政部学习美国的做法,给四大AMC设定了10年的存续期,表明在本质上AMC仍然是项目公司,截至2006年底,四大AMC已基本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任务,但请神容易送神难,机构成立容易,到要清算关闭时就会遇到很大的利益障碍。AMC的商业化转型似乎在成立之日就已经注定。

随着存量资产日益减少,四大AMC自2007年就开始以商业化运营作为目标,不再局限于只对应收购上述几家银行的不良资产,而是积极谋求转型之路。

对AMC的转型,最初存在三种处置方式。一是直接解散清算;二是转型为商业性AMC、投资银行、金融控股公司;三是保留一家政策性AMC,其余三家或转型商业性AMC或解散清算。

财政部倾向于将AMC转型为业务特色突出、运作规范的金融服务企业,即国家给予AMC信用评级、财务顾问、金融租赁、汽车金融租赁、信托投资等十多项金融服务业务,以此为业务平台,厘清产权,引进战略投资者,规范管理。

各家AMC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自己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并入股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描绘出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前景和蓝图。以信达为例,从2005年,先后拥有了信达澳银、幸福人寿、信达证券和银行、基金等多张金融牌照。

除了转型目标之外,AMC转型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庞大的亏损,甩掉历史包袱。

当时财政部为四大AMC每家注入了100亿元资本金,但其中约80%属于实物性资产,现金只有20亿元左右。由于资产折旧和利息负担的原因,当初的100亿元资本金已不足额。

另外设立之初,央行发放了5700亿元的再贷款,AMC获准向对口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了固定利率为2.25%的8200亿元的金融债券,AMC用这些钱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收购不良资产。除了挂账的上万亿元的亏损,仅这些金融债券的利息每年就高达300多亿元。

为了AMC的商业化,财政部不仅需要核销掉其账面上的不良资产,而且还需根据其业务扩展进一步补充资本金,否则AMC所扩展的金融业务将面临资本金的制约。

财政部在2006年向四家AMC下发《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发展意见》,其中提出了“清算——分离——处置剩余资产”三步走的思路。具体来说,对AMC向对应国有商业银行发行的金融债,财政部将通过发特别国债的方式将其置换出来,剩余政策性资产处置回收的现金专门用来支付AMC债券转换为国债的利息,而对央行的再贷款则停息挂账。

由此可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转型的思路,即“资产剥离——财务重组——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在时隔数年后再次被用于AMC。

四大AMC中,信达走在了前列。2010年信达转型方案获批,信达公司复制工行、农行财务重组的模式,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信达历史上形成的2000多亿元巨额挂账损失剥离至此账户,存续时间初定为10年。

2010年7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财政部作为独家发起人注资250亿元,信达成为四大AMC中首家商业化转型试点方案获批的公司。

2012年,信达引入社保基金、UBS、中信资本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四家战略投资者合计持有公司16.54%股份。公司性质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包括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等。

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上市成为这个转型链条中的最后一环。募集资金、补充资本金的不足成为理所当然的下一步。

地产勃兴消解不良资产

四大AMC能够在过去10年中如期完成不良资产的处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10年中国地产的勃兴。

2004年,面对上海黄浦江边的一栋烂尾楼,时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东方资产”)总裁的梅兴保面临一个选择,卖还是不卖。

这栋烂尾楼接手时估值2亿元,一些颇具资金实力的国内机构和外资资产管理公司频频抛来接盘的橄榄枝,但东方资产最终决定动用财政部赋予自己的最新权限,对这项不良资产追加投资。

于是,东方资产花费了3亿元和数年时间对该楼盘进行改造装修。随后几年房价大幅上涨,修缮一新的楼宇租金高达5000万元/层/年,整栋楼的租金达到6亿元/年,让东方资产赚得盆满钵满。“像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梅兴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个案例是四大AMC处理不良资产的一个典型样本,尽管从形式上来说,AMC处理不良资产的方式和途径有数十种之多,但是过去1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起飞才是这些AMC成功转型最重要的推动力。

1999年,受命于危难之间的四大AMC对口承接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与此同时,刚刚启动市场化改革的房地产行业也拉开了“黄金10年”的序幕。不断升值的房地产项目让诸多不良资产的处置难题迎刃而解。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2年四大AMC实现拨备前净利润总额350亿元,其中约50%的利润直接或间接来自于房地产业务。当年AMC母公司系统的营业收入分别为:信达资产142亿元(与地产相关业务收入约60亿元)、华融资产127亿元(与地产相关业务收入约50亿元)、长城资产80亿元(与地产相关业务收入约40亿元)、东方资产54亿元(与地产相关业务收入约30亿元)。

“四大AMC这些年发展的共同点就是在房地产方面受益良多,这其实与当初不良资产的结构有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信达资产业绩最突出,因为其对口建行承接的不良资产多为基建设施和房地产类,而且只有信达资产有开发地产等处置非金融类资产的资质,对这些房产、土地进行精细的处置后,其实际价值会大大提升。”如今已经成为中国银行外部监事的梅兴保曾对记者如是分析。

信达资产成为业绩表现最出色的AMC,同时也是4家公司中房地产故事最丰富的代表。

2009年4月,信达的全资子公司信达投资重组“ST天桥”(已更名为“信达地产”),成功借壳上市。信达投资为大股东,持股54.75%,并注入了大量的房地产资产。数据显示,这些房地产资产中近80%是信达资产在2001-2006年间从建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中获得。受益于2006年之后地产市场的火爆,这些分布于国内各省市的房地产资产大幅升值,给信达地产和信达资产的业绩增添了分量最重的砝码。

目前,华融资产也已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其官网显示,公司旗下的华融置业在贵阳、青岛、珠海、湘潭、福建等地拥有大量房地产项目。整体实力相对最弱的东方资产,则在不断复制“黄浦江烂尾楼”的成功经验。梅兴保举例说,东方资产曾经拿到一块北京郊区的土地,当时可以说是一文不值,但他们将这块地租赁给一家公司,几年时间就盘活了,“现在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东方资产的租金收益也非常可观。”据媒体披露,东方资产2012年投资地产项目的净资产收益率高达20%。

近几年房地产信托的突飞猛进以及宏观调控带来的“断炊”风险,给AMC这样的接盘方带来了大量的机会。这些房地产信托对于AMC而言是既省时又省力的优质产品,因为前期信托公司对资产都已经做了尽职调查,后期也有两重收益保障——作为信托收益抵押品的项目或土地,以及延期兑付承诺的更高收益。

2012年4月,信达资产旗下的金谷信托、信达投资、信达地产联合组建了一只总规模达100亿元的房地产并购基金,其投资方向就瞄准了不良房地产信托产品收购;而在融创、绿城、福星惠誉等发行的信托产品中,也都有华融资产、东方资产的参与。

为不良贷款未雨绸缪

作为一家以处理不良资产业务为主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达选择上市的时机也被认为兼有未雨绸缪的含义。

8月底,内地上市银行纷纷公布了中报数据,从数据来看,几乎所有银行都面临不良资产率大幅上升、资产质量恶化的问题。

在已经公布中报的13家银行中,12家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双升。以中信银行为例,上半年该行不良贷款增长明显,不良贷款余额为163.7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8.8亿元,不良率为0.92%,较上季度上升了0.14个百分点。尽管名义不良率环比升势大幅趋缓,但考虑到该行二季度完成了33亿元不良核销,上半年的不良净生成率已达0.4%水平。

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继续上升至539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6%,连续7个季度反弹,创下了17个季度来的新高。值得关注的是,浙江、江苏、山东不良贷款余额约占全国不良贷款总量45%,且今年上半年新增310亿元,占全国新增总量60%多。这些迹象表明,不良贷款风险开始加速向东部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蔓延。

这一结果在五年前就已经注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与之相配合,2009年和2010年银行贷款出现天量增长,然而货币资金的配置效率却在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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