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查制度下的外国作家

image

傅高义(Ezra F. Vogel)出版了有关中国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的大部头传记,该书的中国读者或许没有看到英文原版中的一些细节。

中文版的邓小平传记没有提到,相关部门要求中国的报纸不要报道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各国共产党瓦解的新闻。没有提到,在天安门广场镇压行动期间被整肃的总书记赵紫阳曾在遭受软禁时落泪。也没有提到,邓小平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Gorbachev)举行国宴时气氛非常紧张,邓小平因为大群学生占据广场而心事重重,饺子都从筷子上掉了下来。

哈佛大学(Harvard)荣休教授傅高义表示,允许中国审查人员删改其作品的决定是一个讨厌却又必要的妥协,这个决定使该书获得了很多西方作家梦寐以求的巨大读者群。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美国卖出了3万册,在中国卖出了65万册。

“对我来说,这个选择很简单。”他在中国参加巡回售书活动时表示。“我认为,让中国读者有机会看到90%的内容,总比一点也看不到要好。”巡回售书活动在将近12个城市展开,吸引了大量内行读者。

短短五年之前,此类妥协几乎闻所未闻,而现在,随着美国作者和出版商被吸引至中国市场,这种妥协变得越来越普遍。由于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中国人渴望外国作者的作品,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出版公司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据美国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透露,美国出版商去年从中国获得的电子书收益增长了56%。2012年,中国出版公司从国外购买了逾1.6万本书的版权,1995年的购买量则仅为1664本。

本月,中国的图书代理商和出版商蜂拥至法兰克福书展,竞相购买西方作者尤其是畅销书作者的作品,并提供可观的预付款。有些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版税金矿。根据成都《华西都市报》公布的年度名单,J·K·罗琳(J.K. Rowling)去年在中国进账240万美元(约合1463万元人民币),《乔布斯传》(Steve Jobs)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则赚了80.4万美元。

不过,一方面,丹·布朗(Dan Brown)《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之类的畅销推理小说以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之类的经典著作通常可以得到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另一方面,情色小说作者和那些触及中国政治及历史的作者却往往会发现,自己受到了审查机构奥威尔式的审查,这些机构对文学韵味和学术品格不屑一顾。

有些书籍也许无论如何都无法获得通过,比如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的E.L.詹姆斯(E. L. James)情色巨著《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据出版业高管介绍,一家中国出版商据传于去年花费大量金钱购买了该书的版权,但却至今受阻,未能出版该书。

那些同意让中国反复无常的审查制度审查自己作品的外国作家表示,这种经历往往令人沮丧。小说家裘小龙目前居住在圣路易斯市,他的悬疑惊悚小说都是以上海为背景。裘小龙表示,购买了陈探长系列前三部小说的中国出版商更改了一些关键人物的身份,并重写了那些被认为不讨共产党喜欢的情节线索。他说,最过分的是,出版商坚持删除有关上海的所有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为H城的虚构中国都市,因为他们认为,尽管故事出于虚构,将上海与暴力犯罪联系到一起还是可能损害上海的形象。

裘小龙用英文写作,但却生长在中国。裘小龙表示,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他勉强同意了其中的一些改动,然而,在他对他以为是最终译本的稿子表示认可之后,出版商又做了其他的一些改动。裘小龙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其中一些改动非常荒谬,使故事变得支离破碎。” 裘小龙表示,受了三次气之后,他已经拒绝在中国出版第四部小说《双城案》(A Case of Two Citie)。

其他一些作者也进行了抵抗。2003年,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发现自己的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在没有获得允许的情况下遭到了大量删节,于是要求从中国货架上撤下该书。最近,在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拒绝接受《动荡年代》(Age of Turbulence)中文版对原版所做的重大修改后,该书也被叫停。

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专栏作家金奇(James Kynge)著有《中国震撼世界: 饥饿之国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A Titan’s Rise and Troubled Future — and the Challenge for America)一书。去年,金奇放弃了一个可望带来巨大回报的交易,因为一家出版商要求删除书中的一整个章节。“作为一名奉行准确原则的记者,”他说,“我觉得,仅仅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放弃这个原则是一种非常虚伪的行为。”

但是,这种立场似乎越来越少见。很多作家都表示,他们经常都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又想保护自己的作品,又得在预付款越来越低的时代维持生计。对于其他一些人而言,这个问题仅仅与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培育读者群有关,他们绝对不能草率拒绝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

“作为一名学者,我并不指望自己的作品大量印行,如果能在我的三个家庭成员之外拥有其他读者,我总是非常高兴,”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现代中国史教授丽贝卡·卡尔(Rebecca Karl)说。最近,一家中国出版社买下了她撰写的《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中国》(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 Concise History)一书。她说,出版商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求进行的大部分删节相对来说都无关痛痒,虽然她对每一处删节都表示了反对。她说,“这几乎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她没有料到的是,这本书将被暂停出版。此书原本想赶在即将到来的毛泽东120周年诞辰出版,然而,当卡尔6月来中国参加发布会时,发布会却被取消了。她说,“这本书可能永远也出版不了。”

过去八年中,企鹅图书中国(Penguin China)总经理周海伦(Jo Lusby)出版了250本外国图书。她表示,她经常需要居间斡旋,安抚愤怒的西方作者和负责删除所谓不可接受的段落的中方编辑。她说,大多数情况下,中方都拒绝让步。

一些出版业高管说,虽然整个过程仍然不透明且难以预料,但近年来,中国审查制度的大纲变化很小。与民族矛盾、台湾和被禁精神运动法轮功相关的话题都在禁止之列,提及文化大革命或当代中国领导人的图书也很可能会受到严格审查,即便只是一带而过。

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版商会从国外购买打擦边球的图书,希望能侥幸逃过审查,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根据当局要求,中国的560家出版社必须聘请驻社审查员,后者大多是忠实的共产党员。此外还有新闻出版总署,该机构那些身份不明的官员有权下令删除图书章节,甚至彻底封杀某本书。(该管理机构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但事实证明,出手最重的往往是中国各家出版社的编辑自己。“自我审查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北京某著名出版社每年出版300多本外国图书,该社总编辑以匿名为条件表示。“如果你漏掉的内容引起了高层注意,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对于西方作者而言,整个过程往往既浪费时间又让人迷惑。傅高义的中国出版商三联书店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出版社之一,他说,最终译本花了一年时间才敲定,该版本改编自香港出版的完整版。傅高义的朋友告诉他,有关部门认为这本书十分敏感,甚至请来了书中提及的那些早已过世的共产党显贵的子女,让他们对校样发表意见。

很多删节都是针对详细讲述高层领导人之间争吵的段落,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形容词,比如用在毛泽东身上的“疑心重”和“报复心强”。书中的一些字句显示当时年过八旬的邓小平对普通中国人的渴求和抱怨不闻不问,这些内容也被删除。

傅高义说,“让人吃惊的是,居然有这么多内容实实在在地通过了审查。”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通过2008年的著作《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直译应为:老北京的最后岁月)对北京历史风貌的毁灭表示了惋惜。去年,看过此书中文版的最后校样后,他也有类似反应。他说,“我一直在等另一只鞋子掉下来。”

最后,编辑做了几处意料之中的删节,包括一处提及天安门事件的内容和一个艺术家艾未未批评北京市领导人的段落。书的标题也被改得情意绵绵,充满怀旧意味。

最令麦尔震惊的改动针对的是一名纽约建筑师发给他的两条短信,这名建筑师当时在一个沿海大城市参加市政规划会。

第一条短信称,有个年轻女子挽着一个梳起脑际头发遮掩秃顶的中年男子,大声地吮着棒棒糖。第二条信息称,男的是该市市长,女的则是他的情妇。

这两段话都被删除。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caijing/2490.html【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

    关于凤凰周刊 |广告服务|订阅凤凰周刊 |配送方式 |付款方式 |联系我们 |邮政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