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专访:没有不能说的新闻

在北京市崇文区的幸福大街上,有一家生产光学镜片的六零八厂,这个厂曾研发和生产过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在工厂大院里头,有一栋六层楼的厂房,是现在的《新京报》社址。

《新京报》创办初期的办公场所,是在不远处《光明日报》的办公楼楼顶,同事们喜欢称其“光明顶”。在创刊八周年的时候,《新京报》曾出版过一本《从光明顶到幸福大街》,记录了八年间,一万多名《新京报》员工的成长故事。

两年过去,今年的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十周年。这份由《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传媒集团跨地域联合创办的报纸,经过十年的打磨锤炼,已经成长为大陆媒体中的佼佼者,用一篇篇有深度、锐度和温度的报道,以及许多犀利、敢言的评论,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并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在还没有新闻法的社会,《新京报》始终标榜“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这为他们带来巨大成就,也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十年来,新京报社的利润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即便在今年,大部分媒体广告量大幅下降、甚至亏本运行的情况下,《新京报》的广告刊例仍然与去年持平,保持着超过7亿元的广告额。

在传统媒体普遍受到新媒体冲击的形势下,这样的盈利数据羡煞同行,但《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和转型压力,《新京报》未来的路要如何走,他们也还在摸索。

将党媒的优势和都市报的优势对接

记者:《新京报》是大陆第一份由两家单位跨地域联办的报纸,你当时在接到改组《生活时报》的任务时,怎么会想到与南方传媒合办这份报纸?

戴自更:在办《新京报》之前,我是《光明日报》广东站站长,在广东工作生活了11年。我1992年到广州,正好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当时珠三角改革建设风起云涌,我亲眼目睹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的崛起,从创办到发展,再到在读者中流传着良好的口碑。还有一批顺应时代变革的报纸,像《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所有这些报纸都有别于传统的党报,更多采用了市场化的运营手段,加上更加符合新闻规律的现代媒体理念。

然而,当时北京的报人依旧得过且过;《光明日报》旗下的《生活时报》也是半死不活,欠了两三千万元的债,把《光明日报》的印刷厂都要拖垮了。很多人在混日子,觉得大不了《生活时报》垮了,就回《光明日报》去。报社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有兴趣把这份报纸救活,当时给的头衔是报刊管理部主任兼《生活时报》负责人,我同意试一下。

领导给的任务是办成一份专业报或行业报,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前途,不如干脆做大一点,办一份都市报。在广东的经历和视野让我明确了,我们需要推动报业改革,以及怎样创造一份真正的好报纸,而当时南方报系,无论从办报理念、新闻专业度,还是经营模式上,都比北京的报纸至少领先5到10年,所以我想到与南方报业联合办报。 

当时做新闻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大家碰到一起很投缘,觉得可以干一番事业,没想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搞了十年,觉得办报的环境依然如故。

记者:拥有《光明日报》这样一份党报和南方报业这样市场化媒体的两个血统,让你们与别的媒体有何不同?你们是如何将两者“无缝对接”的?

戴自更:我们走的是一条有别于传统党媒和传统都市报的“第三条道路”:将党媒的优势和都市报的优势对接,把深度调查报道这种杂志化的操作方式与日报类的常态新闻报道有机结合,在做好实践性报道的同时,强化观点性报道。

我们在一开始就有协议,由光明日报集团的人任社长,主持大局,由南方日报集团的人任总编,管内容,直到现在依然如此。这样,就可以把《光明日报》的政治资源和《南方日报》的经营资源、人才资源实现整合,可以以很少的成本把报纸办起来。

《光明日报》的政治资源,就是它是中央主办的报纸,跟中央宣传管理部门的关系比较好,在新闻操作上可以有更大空间;而《南方日报》的新闻理念、新闻操作、报业经营方面,还有人才培养方面,是其他报纸不能替代的。

我现在依然认为,如果没有《光明日报》的话,《新京报》不可能起来得这么快。即便南方报业来北京办一份报纸,也不会特别成功,因为没有政治背景的话,连刊号都批不下来。而如果只有《光明日报》来办这份报纸,也是不可能的,原来办过的《生活时报》就垮台了。所以《新京报》跨地区办报的模式是,实现优势资源的嫁接,强强联合。我们在取得成功之后,曾经跟杭州、上海、云南、武汉等地谈过,想要复制这种模式,但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他们担心外面引进来的媒体对本地媒体造成冲击,最后都被卡在宣传主管部门那一关。

坚持独立办报

记者:通过十年时间,《新京报》已经跻身国内最优秀的报纸行列,在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方面都获得了成功,总结十年的经验,你认为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戴自更:首先,《新京报》的办报理念跟其他媒体不一样,我们的选择方向是“新型时政都市类报纸”。以前的都市报更多关注社会新闻和文娱新闻,很少关注时政新闻,把时政新闻给了党报。《新京报》尽可能把时政做得民生化,对读者的胃口,同时提高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的档次,把它严肃起来。不是为了新闻而新闻,而是尽可能找到规律性、根源性的东西来。因此,《新京报》一出现后,就带来了整个北京报业内容的竞争和改变。

其次,《新京报》坚持独立办报。这要感谢两个主办单位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没有太多的干预。事实上,我们比党报更知道什么样的新闻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包括我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一直争取《新京报》独立办报的条件,让主管部门不要直接干预我办报的内容。他们可以管方向和导向,但不要干预我们具体每天怎么做、做什么。当然,不可避免会与主管单位发生冲突,他们可能希望我们办成《人民日报》或者《光明日报》,但我们不可能那样做。主管单位可以设定框架,比如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新闻的基本规律,服从上级领导的一些指令,但在禁令出来前,我们已经报了,就不能说我们违规。

《新京报》经历过多位《光明日报》的分管编委,他们都很关心我们的成长,希望《新京报》能够办得更好。但是随着《新京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压力也很大,他们的上面也有领导。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上面的压力是难免的,我经常要写检讨,但我不会把上面给我的压力再层层下放,而是自己承担,否则下面的人就无所适从了。

再者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我们第一批创办人很多是从南方过来的,南方报人的职业精神和专业水准在《新京报》得以传承下来,他们在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新闻操作方法上,比中国任何地方的媒体水平都高,这也是目前南方报系卓尔不群的原因。包括历任总编,都是南方报业里面非常优秀的人物,大家都是以新闻的职业精神跟专业主义作为工作的指导。

新京报人从来没有发生过经济违法事件,包括记者收红包、假新闻、有偿新闻,以及广告经营方面违法乱纪的事情,其他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有,但《新京报》没有。我们做过这么多的负面报道,但从来没有给《新京报》带来任何麻烦。我们曾有一个报道,有许多领导人批示,把我们查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查出问题来。最后证明是人家诬告我们,抵制我们的舆论监督。

越是按新闻规律办的报纸,越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国体中,如果不能坚持职业操守,就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被置于死地。

只有不会报道的记者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

记者:2011年9月,《新京报》的主管单位由《光明日报》改为北京市宣传部,从行政级别而言,是从中央直属媒体降为地方性媒体,这对《新京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戴自更:坦率地说,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的报道空间压缩了很多。当年《新京报》改为北京市主办以后,主管领导曾经承诺过“5个不变”,包括办报理念不变、领导职务不变、员工队伍不变等,但这个不变是相对的,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变化。

过去我们是中央媒体,尽管有“属地管理”原则,但相对而言,我们的空间比较大,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做报道,不会有什么事。而现在降为北京地方媒体,空间就小了很多,到其他省市做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有时候还会引起地方不满。

不过,这也让我们看到,过去我们之所以做得比同城其他媒体好,并不是我们的本事真的比他们高明多少,而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束缚要比我们多得多,这也说明了一条基本的新闻规律,媒体受到的束缚越多就越难以有大作为。

记者:维基百科有评论说,《新京报》是大陆最会“打擦边球”的媒体之一,针对这些禁令,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戴自更:我不认为我们是“打擦边球”,我认为,只有不会报道的记者,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为什么《新京报》以前的负面报道那么多,但是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包括一些评论,别的媒体可能认为是禁区,但我们不那么认为,关键就取决于报道和评论的尺度、方法跟目的。像党代会、两会报道是《新京报》开的先河,以前大家都不做,觉得不是新闻,但我们做得很多很大,特别是全国的两会报道。这不是打擦边球的问题,而是一个判断问题。

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除非有明确的禁令不能碰。如果上面的禁令是“不能炒作”,那我就做小一点,只做一般报道,比如“动车事件不要炒作,以新华社通稿为准”,那我们以新华社精神为准,但是可以有自己的采访补充。

对禁令的处理方式取决于领导的担当,禁令说河北某事不能报,那么山东、湖南的同类事情还是可以报道的,领导没必要妄自揣测、举一反三。新闻最后的评判权和生命力,始终在于新闻的真实性,如果报道是负责任的,没有瑕疵的,那么即便会有“秋后算账”,也是可控的。只是执行纪律上有偏差,但是没有报道错。

记者:你作为社长是不是经常因为“触线”受到批评?

戴自更:我经常受到批评,但我不认为那是批评,很多事情我们是在收到禁令之前报道的。但现在信息时代越来越难做到,禁令很快就发下来了。如果真的受到批评,我就只能向上级检讨,“缺少大局观,政治觉悟不够,不能举一反三”。我做新闻,就没想着要做官,只会凭新闻原则、凭报人良知去做事,如果委曲求全、逢迎上级,我会觉得这是人格很卑微的事情。

摘自《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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