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痛和怕

春节的余味仍在,但也许并不令人回味。

曾经坚挺的春节传统几近消融殆尽,背后是流动着的工业社会与根植性很强的农业社会之间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农业社会的全面败退,总是倾向于维护传统的老人丧失了话语权,传统失守。

春节,现在适用年轻人的价值观,崇尚着浮华的物质主义。多少人历尽艰难地回家,达成的却不过是一场见了面的别离。

 落寞的传统

2014年1月30日,大年三十的早上,广东北部的一个客家小乡村。

64岁的白发老人陈发,早早地起了床,生了火,用粘稠的大米粥拌入番薯生粉,在锅里小火地熬,不断搅拌,直到变成一团黏糊糊的东西,粘在铲子上甩不下来,就算完工了。拿一个破碗盛出来,放凉了,那就是贴春联用的浆糊。

然后洗锅,煮一锅猪杂粥,就是今天的早餐。以往除夕日,家家户户天蒙蒙亮就开始杀年猪,下水部分猪贩子不要,就用来熬粥当早餐,年年如此。现在已经不杀年猪,但陈发仍然保持着旧习,提前几天买好了猪杂,只待用作除夕的早餐。

粥好了,陈发敲门,把两个儿子叫起来。

“打麻将打到快天亮,太阳晒屁股还不起床!”看着揉着双眼的儿子,陈发很不满。儿子们不吭声,轮着在手摇水井旁简单洗漱完毕,各自盛了一碗粥,端着走了。

吃完早餐,陈发把昨天买的春联背朝上摊开在一块还算干净的水泥地上,拿一支破毛笔,小心翼翼地把浆糊刷在上面。

“阿娣,拿张凳子过来!”陈发喊。

阿娣是他妻子,刚杀完鸡,闻声拿一张“日”字小凳放在门前。他们的身材都很瘦小,身高皆不足1.6米,阿娣扶着凳子,陈发颤巍巍地站上去贴横批,艰难地踮起脚尖,仍然够不着。

“人是越老越缩水了,去年都还够得着,”陈发叹口气,转头喊道,“阿强……阿亮……”

此时,两个儿子已经骑着摩托车离开了村子。

“这两个赌鬼,年二十八才回来,天天不挨家!”陈发摇摇头,没办法,只能换张高点的凳子。4间房子,贴春联花了半小时。

贴完春联,两个铁锅烧起了水,小的那锅丢进去半个猪头和一整只鸡,煮熟了捞起来放在铝制的托盘上—那托盘已有几十年历史,还是陈发的父亲年轻时买的—再加入一扎粉丝,几块腐竹,一瓶白酒,摆在一张小桌上。夫妻俩抬起来,走到村子开阔处,烧起黄纸,点了香烛,酹酒3杯,扔了几串鞭炮,就招呼两个孙子过来作揖—孙子们都在远处捂着耳朵。

“具太牢以飨祖宗”,这个除夕早上拜祖宗的仪式,是附近的客家人展示念祖传统的方式,自他们的先祖在明英宗时迁居此处开始,已经延续数百年。陈发相信在天上的祖宗会被召唤回来和后代一起过年,并在新的一年庇佑着他们。这也是展示传宗接代的意义之一—“承香火”,所以家里的男丁,任何人不得缺席,迟到了都要挨骂。

村子里以前曾发生过祭祖仪式年轻人不在的情况,回来之后被老父亲操起一块木柴冷不防抽在他腿上,差点把腿打断。

现在这个传统还在继续,但仪式上已很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阿强和阿亮吃完早餐就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迷信”,不科学。陈发感觉到自己秉持的那些以往不容置疑的大道理,在“科学”面前毫无反驳能力。

拜完祖宗,大锅里的水开了,大水桶装着,拿到水井下调成温水,然后夫妻俩一人一个,给孙子洗澡,换上颜色鲜艳的新衣服。

“人老无用”

村子的除夕寂寂然,街巷里只有老人、小孩、鸡和狗,令人落寞。回家的年轻人难得一见,他们和阿强、阿亮一样,都到县城打麻将去了。陈发说,他们是开了房间在招待所里打,赢钱的付房费,请吃宵夜。早出晚归,一天只有早上吃早餐见得到人,有时连晚上都不回来。

除夕的晚上两个儿子还是回来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却吃得寡淡无味,3代人相对无言,小儿子阿亮还不时把玩着手机,抱怨回到乡下信号太差。

阿娣殷勤地给儿子们夹菜,大块的猪肉,圆溜溜的肉丸子。阿强伸碗去接,阿亮则捂住了碗口。阿亮跟母亲说,现在城市里注重绿色健康,不想吃那么多肉,免得身体“三高”,另外现在吃饭都是用公筷,绝对不能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那会让别人很为难。

阿娣笑笑说,城市里讲究真多。继而大家默然。

吃完年夜饭,摩托车发动,年轻人又走了。

在另一个地理空间,大年初三下午,湖南岳阳云梦路一条小巷子里,80多岁的刘爹爹一个人孤独地坐在4间破旧的平房前。

刘爹爹记得,以前一家人住在一起,大年初一,孩子们都要起个大早,来到床前,分批跪下来磕头。现在,给长辈磕头拜年的习俗早已被作为陋习抛弃,一个儿子和3个女儿都在外工作、安家,只在大年初二过来看看父亲,晚上住宾馆,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刘爹爹很少出门,因为这两年常常不记得回家的路。“老了,没用了。”

传统的农耕社会里,经验、阅历对于家庭经济至关重要,所以人越老,地位越高,说话越管用。“多年媳妇熬成婆”这句俗语,多少反映着这种状态。在人口流动之前及初期,农村家庭财产对于下一代仍然十分重要,房产、土地、耕牛、农具、石磨、杵臼乃至坛坛罐罐,都是生存之所需。而这些财产的分配权,都掌握在家里最老的人手上,他们临终的一纸遗嘱,决定着儿子们新生活的起点。

现在,陈发再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儿子。春节,是一年农时的肇始,正是农业经验主义的产物,陈发和妻子都富于务农的经验。而如今,儿子们在外打工,这些经验的价值,从100%到无限趋近于0。房子、耕牛、农具等所谓的财产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不值一提。他们仅存的价值是工具性的:在老家带孩子。

刘爹爹年轻时是个技术精纯的裁缝,以前靠帮人做衣服养活全家人,孩子们穿的也是他自己用边角料缝制的衣服,虽说是百衲衣,却也美观大方。年轻时的刘爹爹身材高大强健,当裁缝之前,还干过十几年的码头工人,依靠一人之力,扛起全家人的生活。后辈们记得,以前他脾气火爆,说一不二,典型的码头性格。后来做裁缝,拿着一把软尺,也是犹如家法,丈量着儿女们的一举一动。

如今人老之后,他也面临同样的困惑,过往的工作经验,以及自己赖以创造生活并藉以自豪的手艺,在后辈们看来一文不值。谈论现在的社会现实、人生信条,刘爹爹没有了任何发言权。他很希望孩子们能在自己的老房子里过一次年,但孩子们说,一是不好住,孙辈们娇生惯养哪里还受得了这样的房子?二是过年

以往过年大家都穿新衣服,孩子们会每人给刘爹爹买一件。刘爹爹心里高兴,但又感觉衣服多了浪费,让孩子们不要再买。后来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他们真的不再给老人买过年的新衣,而是加大了红包的数额。尽管拿着钱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去买会更节约、更合理,但刘爹爹总觉得心里少点什么,空落落的。

“每个人买的衣服不一样,红包拿着都一样。”刘爹爹说。

春节的习俗早已在变化,更准确地说是在被抛弃。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在工业化的流动社会里老年人家庭地位的下降。这一核心变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其它习俗的变化。

传统,是尤金·埃利希所说的“活着的法”,老人就是法的强制力。而如今,老人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以及对人生经验和技能的虚无感,使得强制力消失,他们凝聚家庭的努力难以奏效。

脱离了传统环境的春节,无论是历法内涵还是精神内涵都已被一步步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成为了全年经济预算的一部分,是一种理性的物质再分配的个体考量。

刘爹爹外孙卢坤在广州工作,今年春节没有回岳阳,而是去了长沙的哥哥家,父母(即刘爹爹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也从岳阳往中间走,一家人在长沙团聚。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在躲避岳阳亲朋环境下沉重的红包人情债,多年前,给小孩子的红包标准就已经上涨到至少每个100元,工作并不顺利的两个外孙都难以承受。

未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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