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记忆【2012年第9期】

公共话题的三地记忆

 

 

文人学者合著一本书一直是桩既有卖点又有雅趣的好差事,像章诒和与贺卫方合著《四手联弹》就颇受好评。不过,两岸三地三人对话合著一本书,并出了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版本,对于三地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

《对照记@1963》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三地书”。台北的“大哥”杨照,香港的“二哥”马家辉,深圳的“小弟”胡洪侠,三个生于1963年的男人截取了30个日常词汇,每个人就同一词汇写一篇小文章,汇总起来便有了趣味盎然的三地书。杨照的风雅、马家辉的诙谐和胡洪侠的活泼虽是三种风格,但趣味相投,加上同一个时代三个地区迥异的烙印,对照着看,趣味之余不免多了份感慨。

就拿开篇第一个词“台湾”说起。彼时国共关系紧张,台湾尚未解严,大陆的炮弹打到金门被废物利用做成菜刀,港台之间交流比现时封闭。在当时还是阿兵哥的杨照眼里简直“梦里不知身是客”,直到偷骑被“国军”严令禁止驾驶的机车才让他恍惚感触到了台湾真实的容颜。而在港岛,台湾电影看多了的马家辉始终觉得台湾是个血腥暴力的是非之地。华北农村的玉米地里,还是小屁孩的胡洪侠捡到了一张“国军”的传单。繁体字的“国民”后面那个字念什么?“天!这是国民党的东西啊!”那小子不认识那个字,也没学过,但看起来很像个“党”字啊。反动传单吓得这孩子战战兢兢呆站着,连逃跑的想法都没有。

又比如“春游”一词。春天对于成长在亚热带的杨照来说只是个“日历上的概念”。读男校的杨照关于春游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女孩子找过来一起玩。港仔没有“春游”的说法,不过是去“郊外玩耍”,所以马家辉对春游大不以为然,甚至有一次举家出游还碰上黑帮飞仔,按江湖规矩略交了点“茶水费”,从此心里暗有“江湖情节”。胡洪侠本来就在农村长大,已然在春天里,春游对于他只是各种叫法不一的花草野菜。同样是春游,三人的描述恍如隔着三重世界。

书中,最能体现三地社会环境和三地人精神结构差异的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

收音机是杨照广播生涯的开端,这个开端完全是一段“地下生涯”:1993年的台湾,国民党严格审查控制了所有的电台,他们禁锢的思想却跟不上时代和科技的脚步。那时买套播音设备只要几十万台币,加个几万块钱就能架好发射台,于是一夜之间涌现了好几家“地下电台”,几乎都是用闽南语播报的。在那个严禁“方言”的年代,用闽南语讲的话都被视为一种挑衅,而地下电台正是通过这种挑衅反映摆脱专制的诉求。马家辉印象中的收音机则阴暗血腥了许多,他讲述了一个不爱读书的女儿因为整天听流行音乐不顾学业而被母亲将收音机狠狠砸落天井摔得粉碎,直接导致女孩跳楼身亡的悲惨故事。更恐怖的是少年马家辉在电梯里遇见女孩的母亲,那位母亲居然“笑眯眯地,如常点头打招呼,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女孩的绝望,母亲的压抑,紧张到扭曲的病态都市精神,彼时的三地,或许只有香港这个令人窒息的钢筋丛林城市才有条件发生这样的悲剧。胡洪侠就不用说了,听着《东方红》的旋律醒来的他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着听着就“右倾翻案风”了,后来,就有“周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突然就“粉碎‘四人帮’”了。再后来,红色的广播变成了童安格和邓丽君彩色的声音从小匣子里流出来,忽然20年就过去。

《对照记@1963》里,三个作家虽然貌似有一笔没一笔地记载着私人记忆的残简流年,却是通过公共领域的话题串联在一起,不经意间拾起了三地的历史碎片,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历史的真实细节。这样的三地联动用胡洪侠的话说:“可以想象一下,分别出生在大陆、台湾、香港的三位同龄人,联袂完成一个通过回忆相互对照的写作和出版计划,这在30年前是可能的吗?20年前呢??这是我们小时候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

《凤凰周刊》2012年9期   蔡逸枫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fengmiangushi/1083.html【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