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量,自难忘:《孤琴》【2012年第8期】

不思量,自难忘

      《孤琴》是旅美华裔学者巫宁坤继自传《一滴泪》之后的散文集。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自然是散文集的首篇《燕京末日》。作为上世纪50年代初放弃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而回燕京大学任教的英教授,他的爱国主义举动在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文革”审查中,都成了为美帝国主义张目而潜入中国的可疑证据。送他上船的朋友芝加哥大学博士李政道,在回答巫宁坤为何自己不愿意归国服务新中国的尖锐之问时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当时大不以为然的巫宁坤,在归国后没多久就深刻地感受到新中国的两副面孔:“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8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仆后继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

 

作为“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自然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的暴风雨中首当其冲。燕京的名教授如吴兴华、陆志韦、张东荪等备受凌辱,不得善终,赵萝蕤也患了精神分裂症而苦痛后半生。50年代以后像沈从文那样就搁笔不再创作的诗人吴兴华,即使一再力争上游,追求上进(包括在坦白运动中检举揭发对其赏识重用的陆志韦校长),虽然偶尔风光,也难逃厄运。在胡风宣告“时间开始了”的新时代,才华横溢的诗人之死具有象征意义,值得在此引述:“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剖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日常生活更是被完全政治化,巫宁坤口无遮拦跟学生的谈话,跟朋友的私密聚会,居然都被记录在案,成为顽固反动的铁证,朋友间的闲谈变得高度敏感,因为谁也不知道里面是否有卧底或线人。

《孤琴》的题名隐喻的除了政治大浪中人性和人心的孤独、孤寂之外,尚有黑暗年代的琴音偶尔慰藉人之常情。这种琴音来自于作者巫宁坤交往的那些品行高洁的知识人永不衰竭的精神世界。《孤琴》的意义还在于作者记述了与沈从文、钱钟书、穆旦、汪曾祺等诸多师友的交往过程,尤其是关于西南联大时期的校园生活,包括当时学生泡茶馆创作阅读的生活,这些都是珍贵的史料。穆旦在极端主义年代对政治贱民巫宁坤的接济和安慰,巫宁坤多次探访沈从文、张兆和的越变越局促的居所,这些政治消磨不了的人情,却是那个苦难年代留给后世最温情的记忆。作者被流放北大荒之时,与一个曾经受教于沈从文的难友,在摄氏零下40度打冰方工程的间隙,谈论并朗读沈从文的《边城》、《从文自传》和《湘行散记》等经典,来给处于绝境中的自我灌注一种精神上的养分,呵护乱世中的人性之光,这不啻于是中国式的“生死朗读”!

作者引述挚友穆旦生前对友人说过的话:“历史可能有这样的误会,才华横溢的人也许终生默默无闻,一些不学无术的笨伯反而煊赫一时,而且显得煞有介事的。”如果历史记忆仍旧被权力者所操纵,那些作为真正历史之子的诗人和知识人的声音很可能被再次遮蔽、改写乃至封杀,这无疑会是悲剧之轮回。所幸有了巫宁坤这样的受难并幸存者的历史书写,那些被淡忘甚至被刻意掩藏的过去,终于以熠熠闪光的珍珠般光泽向我们这些隔代的读者招手。

《凤凰周刊》2012年8期 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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