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双面朝鲜【2012年第15期】

        处决朝鲜前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的枪声,最终成为朝鲜巨大的地下交易市场重新启动的发令枪。

        4月下旬的一天,那个令外界震惊的处决刚过去一个月,朝鲜新义州车站上挤满矮小的朝鲜老妇人。上千人人头攒动,无一例外都像虾米一样弯腰90度,背负着比她们自身大得多的货物包裹,拼命挤上开往平壤的列车。

        朝鲜官方为限制市场自由贸易,一度规定50岁以下妇女禁止在一般市场做买卖,至今一个家庭中往往还是由老妇人承担起做生意的重任。中朝边境城市的中国人对这些从丹东或新义州打货的老妇人早已司空见惯,不过,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难免震惊,这些身高不足1.5米、面色如土、身形干瘪、头发蓬散的老妇们,令年老的游客们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中国。

        穿行在背着枪的人民军士兵中间,瘦小的背包妇女和她们身上沉重的货物,呈现出朝鲜地下经济的真实一面:在严密控制的计划体制下,市场经济暗潮已然势不可遏。

        跟她们同在一列火车上的高等车厢里的北朝鲜女生小樱(化名),则跟这些妇女形成鲜明对比。尚在大学就读的她身着进口名牌风衣和漆皮高跟鞋,面色红润美艳,妆容精致,配戴着苹果绿时装表和妈妈送的20岁生日礼物—一条珀金项链。可以随意用手机打电话的她,并不清楚自己每个月用掉多少话费,因为“爸爸到时间会去充值”。包括轻松的笑容在内,她身上的一切在这个国家都尚属稀缺品。而这只是因为小樱的父亲是时常南下广州、深圳、上海等地的朝鲜商社的领导。

        这看似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交织着朝鲜社会复杂的矛盾和博弈。一方面,它们泄露着这个国家公开的秘密—由上至下,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尽力向境外寻找生机,不是以“地下经济”的方式艰难求生,便是以公开贸易的方式发财致富;另一方面,前者作为市场交易链条最活跃的终端,或许是这个国家最期待市场化改革的人,而后者则作为垄断了“合法交易”资格并得以牟取暴利的既得利益者,却绝不欢迎以市场开放为方向的对内改革。

        两张面孔告诉人们:朝鲜其实离市场经济很近,也许近得让人难以想象;但离市场化改革很远,远得同样让人难以想象。

小贩撑起的地下经济

        庞大的地下市场,在朝鲜之所以成为可能,以粮食为首的全面短缺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曾前往朝鲜考察的俄罗斯教授安德列·兰考夫的描述中,上世纪90年代朝鲜出现大饥荒,同时失去了前苏联的援助,粮食和物品的国家供应系统崩溃,包括企事业单位普通员工在内的绝大多数朝鲜民众不得不想办法自己寻找食物和收入的来源,集贸市场从此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如果饥饿是地下市场形成的内因,中国的存在无疑是这个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外因。在朝鲜国内生产多半停滞的情况下,来自中国境内的产品支撑起了近乎整个市场的物资供应。

        延边大学朝鲜经济研究专家林今淑教授表示,早在1980年代初,中国兴起经商热时,延边等地居民已开始以探亲形式到朝鲜边境地区从事经商活动,19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当年参与经商的人,今天许多已是朝鲜边境经商的大户。1990年代也是在这些人的带动下,大部分边境地区居民加入经商,在国家停止粮食供给的情况下靠经商收入购买到高价粮食渡过了难关。

        随着包括平壤地区在内国家配给的全面紧缺,私下交易的市场很快扩散到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朝鲜西北角的新义州和东北角的罗先特区,作为两个可以获得境外物资的地区,成为最重要的发货地点。新义州到平壤的铁路和公路,以及从罗先特区开往内地的铁路和公路运输,成为朝鲜大地上的两条粗壮的商品输血管道:一些商品在这两个特区交易后,被内地贩子运往朝鲜内地;一些商品只是路过那里,直接由中国运往内地。

      商品到了内地之后,又会在地上或地下市场形成完整的完全自发的销售网络。城里人、农村人都参与交易。在农村的市场上,城里人会带去工业品出售,并买到大米背回平壤;农民们种地、养鸡、养羊、养狗,都用来出售,或者换回他们需要的产品。另一些小贩将货物装在包里,通过贿赂得到行走各地的通行证,以流动的方式偷偷卖货。

        在韩国全南大学课题组对滞留在中国的200名朝鲜非法越境者的访谈中,对于“在您的经济生活中,常规部分(工资和配给)和非常规部分(包括副业收入、经商收入、自留地收入)的收入相比,哪部分更大”这一问题,62.5%的人回答“非正规部分的收入要大得多”,17%的人回答“非正规部分的收入要略微多一些”。两者相加,79.5%的人认为非正规收入多于正规收入。

        韩国脱北者团体“好朋友”于2000年对滞留在中国的朝鲜非法越境者的访谈中,对于“目前在朝鲜靠经商来维持生计的家庭大概占几成”这一问题,48.9%的人认为占90%以上,79.5%的人认为占80%以上。

        朝鲜人早已无法脱离对市场的依赖,尽管政府对自由市场在不同时期设置了不同障碍,不过人们早已学会用各种方法规避限制,继续做他们的生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08年的报告称,2007年秋,朝鲜政府曾强行规定50岁以下妇女禁止在一般市场交易,但人们让更老的家人去市场做买卖;2008年1月中旬,限制一般市场供应商品的种类,但受管制的市场很快被小巷市场弥补,商人们不断更换交易场所,并贿赂巡查的官员。

        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教授认为,朝鲜人现在的市场意识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成熟得多,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靠市场存活。“1982年,中国的报纸还在鼓励人们从商,人们却都不愿意抛弃铁饭碗。但现在的朝鲜不是,每个朝鲜人离开市场都不行。国家机关想用钱也得到市场换。市场经济到了这个份上,想回头已经不可能了。”小贩们除了撑起了朝鲜的地下贸易,更撑起了朝鲜的地下金融市场。

       由于朝鲜官方金融系统运转能力和信誉度的全面崩溃,朝鲜实际上一直处于金融系统缺位的边缘。

        对外,朝鲜的银行存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管理水平、运作方式、技术和效率与国际惯例差距太大,不讲信誉、挪用客户资金等各种问题令本地银行根本无法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境外银行也不可能与朝鲜银行建立通汇结算关系。中朝贸易甚至必须通过第三国或地区的银行间接转汇结算,以至结算成本过高。因此人民币等各种外币的地下黑市以及现金交易、私自携带大笔现金出入朝鲜成为必然。

        对内,据金强一分析,1990年代中期,朝鲜的金融、法律体系基本上都被破坏了。他观察到,在货币改革之前,旧朝鲜币通常破烂不堪,说明这些货币并未经过银行存取款以及银行对旧币的回收、替换过程。“也就是说,朝鲜的银行除了印钞票,已经失去了其他功能。社会上流动的钱,到不了银行,银行对这些钱毫无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支行《朝鲜经济研究》课题组2008年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中朝贸易中滞留在朝鲜的每年数十亿元人民币,绝大部分都被私藏民间而非存入银行。朝鲜人民币黑市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由朝方少数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在当地颇有社会背景的家族成员操控。其内部职责划分清楚,分工明确。主要集中在市区农贸市场内,交易对象以中朝两方边贸企业为主,主要从事朝元与人民币的现钞兑换。黑市汇率一般由几个比较大的“黄牛”引导形成。

        在“黄牛”的操控下,2002年“7.1改革”之前,黑市汇率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浮动汇率;此后实行以粮食价格为基础的调整汇率;2003年4月之后,朝鲜大量发行货币,出现通货膨胀并逐渐恶化。人民币汇率呈现急遽攀升态势。在大陆,不论是官方还是黑市,朝元都是不可兑换货币。朝鲜如果没有人民币黑市,以朝币为基础的贸易根本无法进行。

神秘的朝鲜商社

       全民经商之外,全官经商更是朝鲜市场经济蔚为奇观的一面。

        朝鲜没有私营企业,所有国营公司都称为商社。商社系统扮演了国家分配系统中最核心的角色,简单说,就是为朝鲜劳动党和金正日政权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最关键的财政保障。该系统中的大小商社,在中国的大多数省级城市中都很活跃。中朝贸易关系也由此成为平壤的独特生命线。

       1992年朝鲜实行“新贸易体制”之后,全国贸易公司由1980年代的39家猛增到100多家。除对外经济委员会外,政务院的其他部门,劳动党中央所属的组织指导部、国际部、干部部等部门以及社会安全部、保健部、人民武力部等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商社,从事贸易活动。各个道、市行政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也有自己经营的贸易商社。除了党政系统之外,朝鲜人民军也拥有商社。

        1998年,朝鲜整顿对外经济体制。废除对外经济委员会,成立贸易省。各道、直辖市只允许保留其管辖的1家贸易公司,其余由贸易省统一管理。朝鲜民族经济合作联合会负责与韩国的贸易、投资合作事项。当年9月,朝鲜对出口贸易不佳的商社进行整顿,将中央各部管辖的商社以党的部门—大成、人民军部门—美丰、内阁部门—平壤商社等为对象进行整合。朝鲜贸易商社数量由300多家锐减至120多家。

        据丹东某对朝贸易研究机构截至2010年4月底获得的朝鲜方面提供的对华贸易企业目录,朝鲜贸易商社超过284家,其中包括朝鲜烽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公司以及烽火总公司,朝鲜大圣第一到第八贸易公司,大成贸易公司,柳京贸易公司,三池渊贸易公司,白马贸易公司等。此外,被统计的能够与中国发生贸易或投资关系的还有合营公司22家、专业公司19家、出口专厂11家。

        理论上,朝鲜是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收入上缴国家,国家再通过调配和发放工资完成对单位和个人的分配。而这些贸易商社则是通过完成上缴利润指标,以及在重要纪念日“向党中央和领袖献礼”(通常以货物形式)来“上贡”。

        现在,朝鲜有很多商社在中国驻站,每个小公司要面对每年5000美元的利润上缴额度。许多商社根本完成不了指标,如果负责人在三年任期内不能完成指标,就得回朝鲜。所以许多人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包括骗中国企业的钱以及给上级领导送钱。

        留在中国的好处太多了。部门也许不挣钱,但个人能挣钱。尤其是掌握实权的人物,一旦成为中国商人争相“打点”的对象,甚至可能一夜暴富。而对中国商人而言,和这些商社打交道是最没有信用保障的,因为一切商业往来都要通过关系达成。往往在重金“打点”了关系人物之后,一场生意还是变成骗局,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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