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力量【2012年第15期】

         普京再度就任总统,两支分别以白、红为识别色的力量,用各自的方式表现其在新俄罗斯的存在。

        5月6日,莫斯科反对派在普京就职前一天组织了“百万人行进”的示威,手持白色缎带、气球和标语的游行者试图行进到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博洛特纳亚广场,被严阵以待的武装力量阻止。反对派的领导人没有出现,他们被堵在自己家中。反对派声称,当天的示威有2万人参加,而俄官方宣称只有约8000人。

       5月9日,普京出席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仪式结束不久,大约400名俄共支持者在普希金广场聚集,打着巨大红色横幅和标语参与庆祝游行。这次,年轻人被排在最前列。俄共显然希望展示他们对年轻人也有一定号召力。

        今天的俄罗斯,街头政治活动的参加者,无论是来自民主阵营自带干粮的反对派、阵容整齐被称为“普京近卫军”的“纳希”组织,还是打着红色镰刀斧头标志的俄共,几乎都以年轻人为主;但真正在背后最起作用的,无一例外都是当年苏共精英中不同派别的力量。

        只是与国企出资直接赞助“纳希”组织不同,另外两者都是被边缘化而不甘被遗忘的力量。

分道扬镳的共产主义者

        “苏联时期是5万本的话,现在只有500本”。在回答自己研究著作的出版发行状况时,斯拉文如是说。尽管他今天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苏联时代。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斯拉文的名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并不陌生。他是俄罗斯今天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少数坚持者,并坚信新的社会主义迟早会实现。

        他的著作《被无知侮辱的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以及含有他论文的《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都被翻译为汉语,是今天中国研究苏联问题的重要资料。20多年前,斯拉文被任命为苏联最高理论研究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副院长时,他选择了离开。他是该院的著名理论家。此时,苏联已走到末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

        苏共曾建立的庞大理论宣传系统,包括《真理报》《共产党人》两大报刊,以及四大中央直属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中央高级党校、中央函授高级党校。不过,斯拉文接到任命时,该研究院已更名为“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并转向研究民族问题。院长已不打算继续共产党的理论研究。斯拉文因此选择离开。

        苏联解体对斯拉文这样的理论家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在解体初期的反共浪潮中,甚至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禁止,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一度被迫中断。俄罗斯的马克思主学者和社会主义学者陷入极度困难的处境之中。

        苏联时期,马列主义研究院曾经有上百个理论研究室。但在现在,仅有俄罗斯共产党还保留了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机构。据斯拉文介绍,此后即使高校有教授马列主义的课程,也是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讲解。

        熬过最初的岁月后,斯拉文参与过组建政党,也参与过俄共,并担任过俄共中央委员。如今他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担任主席助理,并在莫斯科师范大学兼教授。

        担任俄共中央委员的斯拉文选择退出俄共,是因为他与俄共主席久加诺夫的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他还曾撰写了《放弃马克思主义会毁掉共产党(致久加诺夫的公开信)》。公开信中,斯拉文表达了对久加诺夫“建议放弃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纲领”、否定“国际主义”以及将俄共融于“民粹主义运动”的不满。斯拉文的不满还包括作为议员的久加诺夫没有到白宫门口声援抗议的矿工——叶利钦在上台前还曾积极为苏联煤矿工人罢工站台,并获巨大成功。斯拉文认为俄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者一般被统称为“左翼学者”。基于对苏联历史的不同反思,以及何为共产主义、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这个群体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流派。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学派。他们坚持当年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推崇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道路。这些学者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

         而传统派仍然坚持苏共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久加诺夫是机会主义者,甚至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续集。

        而苏共的直接继承者,则是1993年2月重建由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因为对叶利钦时代转型危机的普遍不满,俄共还一度差点在1996年赢得大选。此后,虽然俄共始终稳定保持第二大党地位,但影响力每况愈下。2011年12月国家杜马大选后,俄共内部派别矛盾达公开化。部分党内高层领导人认为,久加诺夫占据俄共领袖10年之久,必须更换。

        但久加诺夫则认为自己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把党内分裂分子及时开除。久加诺夫依仗的底牌,是10年来俄共的宣传已经在那些退休和老党员的脑海中成功塑造了“久加诺夫等于俄共”的认识。

         在接受本刊书面采访时,久加诺夫显示出无论在党建还是在政纲上,都保留下来的浓厚的苏联时代色彩。这与东欧国家转型后的共产党有明显区别。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在失去政权后,很快靠民主选举再度执政时灵活转身,甚至并不反对休克疗法。而这一改革方案也并不像在俄罗斯那样以失败告终。

共产主义大厦的老人

         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瓦列里·因诺肯季耶夫·哈拉佐夫已不可能参加任何俄共的活动了。这位93岁的前立陶宛第二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在会客时必须靠轮椅移动。但他并不愿意承认衰老。每当面对相机镜头,他就坚持从轮椅上移到椅子上。

        “党一直都在,现在还经常开会。”哈拉佐夫的话,容易令人产生幻觉,似乎苏联共产党的灭亡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哈拉佐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库普佐夫大街32号楼。与这栋楼隔着一小片绿化带的26号楼里,曾经住着苏共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库普佐夫大街两侧,32号楼、勃列日涅夫公寓所在的26号楼等成排的公寓,都属于当年的苏共党中央。

        这片被本地人通称为“中心”的公寓楼,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大厦”。苏联时期,由于库普佐夫大街是党的领导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办公的必经之路,所以“两侧大楼内住的全是可靠的自己人”。直至今日,这里的住户也全部是“自己人”。

......未完 详见《凤凰周刊》2012年15期 周宇 黄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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