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新型伪道德”【2012年第15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主题是反对“旧道德”,即反对“伪道德”。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很讲“礼”,很讲道德,这本是好事;但是后来道德家们把它推向极端,把“孝”道变成“二十四孝图”那种畸形道德,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变成唯一行为准则,结果把道德变成严酷的道德法庭。道德标准定得太高,监督管制得又太严,人们普遍做不到,做不到就装,就作假,于是,道德变成了伪道德。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击的正是弄虚作假的伪道德。

 

批判了伪道德不是不“做人”,而是要更好的做人,因此,“五四”启蒙者便用新道德取代旧道德。讲科学、讲民主,讲尊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都包含着新道德内容。无论如何,一个社会要健康地存在下来,总得讲心灵原则和行为规范,到了什么道德也不讲,什么道德底线也不顾时,这个社会便面临崩溃。讲新道德是必要的,可是,上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新道德却发生变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道德更是伪形化,变成另一种伪道德,我把它称作“新型伪道德”。

新型伪道德的主要特征,还是“伪”,还是“假”,但有许多革命词句和时髦词句的包装。不说真话,而说假话;不做真人,而做假人,变成普遍现象。当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他号召人们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而革命的深度要抵达“狠斗私心一闪念”,调子高到极点。他大讲“三忠于”、“四无限”,对领袖的绝对情感表述到十分动人的地步。然而,正是他,最后用行为语言表明,他要别人“忠”,自己却一点也不忠;他要别人除掉“私心一闪念”,自己的私心却大闪特闪,以致包藏祸心、野心。林彪的表现,把“伪道德”推向了顶峰:说得最漂亮,做得最凶狠。林彪的垮台是“文化大革命”最惊人的爆炸性事件,它说明“伪道德”已发展到何等猖獗的地步。林彪只是个典型。其实当时“说一套、做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等口是心非的两面作风已成社会风气,新型伪道德的病毒已进入无数人的身心。可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家只义愤填膺地声讨林彪,并没有联想到自己在天天“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时,病毒也在自己身上,自己的作风也有伪道德的细菌。“文革”结束后,我讲“忏悔意识”,意思是说,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在“文革”中集体进入一个“共犯结构”,也有一份责任。当时每个人都在“装”,装得愈驯良愈安全。人人都言不由衷,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妖前说妖话,那时候表现出来的“忠诚”、“听话”、“勇敢”、“善良”等道德,全是伪道德。

1980年代里一些作家痛感到伪道德的严重性,所以才一再呼吁要“讲真话”。巴金作为一个代表,他甚至呼吁建立“文革纪念馆”,不管能否建立,他的呼唤将是一种永恒而正直的声音。巴老的建议无非是要中国人在经历一场大苦难与大浩劫之后,应当记住一些基本教训,包括政治教训、道德教训与文化教训,倘若经过大浩劫之后,还讲假话,做假事,做假人,那中国人真是“万劫不复”了。

可怕的是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伪道德”还到处蔓延。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在重复“文革”的作风:唱“平等”高调,喊“正义”口号,红歌唱彻蓝天,黑钱炒响大地。我们这一代人爱唱革命歌曲,那些曲调的确很美,可是我们也亲眼看到“红歌”唱得最响亮的时候,那种“人人自危”、“人人恐惧成为黑帮黑九类”的情景,在“红与黑”交错的时代里,多少打着红旗而包藏着黑心肝的人物骗过我们?正因为上过当,所以“我们不再受骗了”,这是鲁迅一篇文章的题目,也是一场历史运动给我们的教育。

真道德是行为的永恒性规范,遵循这些规范,乃是“内心的绝对命令”(康德语)。伪道德则相反,它的言行不是出自内心,而是出于功利。因此,其“道德”高调和“正义”高调,都仅仅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一种包装,一种面具。既然是假货色,它早晚总要破产,这一点我确信无疑。令我忧虑的是,从上世纪至今,因为“新型伪道德”绵绵不绝,并已成为一种时代症,因此,要找到没有这种病症的“完整人格”倒须费些力气,而要找到人格分裂、人格残缺的人,则比比皆是。面对这一现状,我不能不感到不安。

《凤凰周刊》2012年15期    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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