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议题:财富与责任【2012年第15期】

    2011年初春,温煦的春风从哈德逊河上吹来,纽约州睡谷、塔利敦两个小城的很多居民欢聚在一个刚落成、命名为“凯思琳·W·戴维斯”的滨河道中心。这里有一栋历史悠久的游泳更衣房,由于年久失修,加上河滩被水浪冲没,人们已好久不来此玩水了。而这个滨河道中心,有一座整修如新、设备齐全的更衣房,有一条新筑的林荫道步行路,有一片新填起来的宽阔沙滩,给河边城乡居民、尤其是孩子们带来了新的生活乐趣。

塔利敦老居民、104岁的凯思琳·W·戴维斯,也兴高采烈地坐着轮椅来出席揭幕仪式。她是慈善家,是这个中心修建工程的赞助者。2007年,也即她100岁那年,为“挽救哈德逊河”,她捐赠了2000万美元。当时她有个再活5年的“5年计划”,她说,这5年内她想做的事就是“挽救哈德逊河”,要看到这条河“可亲近,可游泳,两岸是一片绿色:对住在城里或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公园是肺脏。”她把钱捐给了环保组织“美景哈德逊河公司”,希望哈德逊河畔的40个公园得到延伸,睡谷镇的更衣房得到整修。

她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家都说金钱是万恶之源,可金钱也可以是善事之源。”此话有理。她知道,在她之前的不少有钱人都做了不少好事,她也应该善始善终做慈善好事。在社会上持续不断地纷纷议论“财富与责任”这个问题之际,她一直在以实际行动为社会尽责。在资助哈德逊河复兴计划的同时,她还有“为和平100个项目”的计划,其中一项是赞助由米德尔伯利学院主持的外语学习课程,鼓励学生们在传统的罗曼语和德语之外,努力掌握阿拉伯语、中文和俄文。

人活着不仅靠面包

在美国,“财富与责任”这个社会议题大概在100多年前就开始谈论了。19世纪后期,在“镀金时代”的美国社会,出现了不少“强盗大亨”“巨富作恶者”,他们缺乏道德,唯利是图,贪得无厌,通过贿赂立法者掠夺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搜刮民财、盘剥雇员等手段来积累雄厚资本,而与之勾结的政客、党魁也同时巧取豪夺,腰缠万贯。尤其是一些大财团、大企业,毫无慈善心、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死活,因而臭名昭著。就在这种灰色社会环境中,有人提出质问:有钱人对社会究竟有无责任?有何责任?

首先站出来回答的是安德鲁·卡内基。他是工业家、钢铁大王、亿万富翁,又是富有思想、抱负和社会责任的慈善家。1889年,他在《财富福音书》中明确写道:“所有超过家庭需要的个人财富均应视为造福于社区的信托基金。”他是美国最早公开宣布“富人有道德责任捐献财富”的企业家,一心把在这个社会里创造的财富回馈给这个社会,回馈给像他刚从苏格兰移居美国时一样穷困的劳苦大众。

卡内基在65岁那年把钢铁公司卖给了摩根家族,在此后一生最后的20年里,他全力以赴从事慈善事业。为奉献自己的财产,他在全国建立了7个基金会,分别向教育、文化与和平事业机构捐款。他一生的捐款总额高达3.5亿美元。用其捐款在美国及其他一些英语国家先后办起来的公共图书馆共有2509个。189511月卡内基在匹兹堡图书馆落成典礼上的演讲辞,至今令人感动,给人启迪,笔者现将其中一段移译如下:

人活着不仅靠面包。我知道有些百万富翁,他们因缺乏凭之即可支持整个人文精神的滋养而感到饥饿;我知道有些工人,也即所谓的穷人,他们享受着那些百万富翁不能得到的欢乐。正是精神使人体变得富裕。世上没有一个阶层像那个除了拥有金钱而别无所有的阶层那样可悲可怜。说得再重一点,就像有时候那样,金钱仍然是凯列班,仍然玩弄着兽性。我的抱负要飞得高一些。我的抱负是要贡献给智慧和心情的愉悦,贡献给精神的东西,贡献给所有往往会将甜美和光亮带入匹兹堡劳苦者生活中去的东西。我认为这是财富的最为高尚的用处。

卡内基爱读莎士比亚作品,这段讲辞中的“凯列班”就是莎剧《暴风雨》中一个角色,魔岛上一个保持兽性、缺乏理性和尊严的怪物。卡内基将那些拥有财富而缺乏高尚精神的人视为与动物相差不远的“凯列班”。他自己的抱负确实高高地飞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之上,飞扬在庸俗腐败的气息之上。

盖茨和巴菲特的“财富与责任”

可喜的是,卡内基的精神和抱负在美国一直有人在继承、发扬。仗义疏财的慈善家名单不断增添着新的名字。如今最有影响的自然是“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和“股神”沃伦·巴菲特。这两个常在一起打桥牌的一老一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合商如何行善,如何将其财富献给最需要的人和地方。

盖茨夫妇的基金会已把一笔笔数以数千万、数十亿计的巨款捐赠给国内外教育、医疗和卫生机构,许多图书馆、大学、中小学、医学院、医院,许多教师、少数民族学生、非洲艾滋病患者,都得到他们的大力襄助。巴菲特将其大部分资产捐给盖茨夫妇基金会,更是如虎添翼,使其全球健康和教育计划实施得更加顺利。

美国人在谈论“财富与责任”问题时,常会引用巴菲特的两句话:“市场制度没有照顾到穷人”,“我从来不赞成财富像王朝一样世袭”。他自己身体力行,想到穷人,慷慨施舍,轻视祖传,不想让儿女继承所有财产。他赞成富人交更多的税,他说自己的税率竟比他的秘书还低,这很不合理;他向国会参议院——有名的“百万富翁俱乐部”提出挑战,要议员们和他一起主动多交税;他还和盖茨共同提出“财富捐赠承诺”的倡议,号召富豪们将自己的一半财富捐献给社会。

盖茨和巴菲特的博施济众,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关怀,使“财富与责任”这一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

你会读到有关的报刊文章,如《财富、责任及榜样比尔·盖茨》,文中写道:盖茨夫妇基金会的善举“证明财富与责任可以共存”,“我们没有人像盖茨那样富有,但我们生活得不错的人都应该把盖茨夫妇当做公民的优秀榜样。我们都应该感到一种用金钱或行动来报答我们社会的责任。我们自己的良心要求我们这样做。”

你会见到另有文章专门分析什么是“财富的责任”和“有责任的财富”,指出只有“有责任的财富”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才能避免因收入和财富过于不平等而造成的危险。

你会注意到《纽约时报》的报道:“责任与财富同来:百万富翁们发现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是其共同基点”。报道说,据PRN财富管理组织调查,全国一半以上的百万富翁认识到自己的“回馈”责任,认识到自己要保持“关怀社会”这一传统的责任,认识到在决定财富的去向时,要掂量的不是钱包,而是心地。

你也会听见硅谷里议论之声的回音,在那个因科技革命涌现出许多百万富翁的地方,也在谈论如何回馈社会。他们说,一个健全社会为从软件到手机的所有东西创造一个健全市场,没有高水准的教育和健全的公众,就没有人去购买或制造信息时代的设备,所以他们纷纷向反贫穷组织捐款,同时还以各种方法把自己的科技知识、经营方式、管理知识、公关手段、市场经验回馈给社会,传授给更多的人。《时代》杂志称之为“科技迅速发展时期新的慈善事业、新的给予方式”。

你也会注意到,那些并不贪婪的银行家也希望为“有责任的财富”做些事情,发出通告说:“财富是个重要问题,责任也是一样。我们的很多顾客都愿意回报这个社会,援助他们成长于斯的社区、生活于斯的城市以至整个社会。我们帮助很多顾客建立慈善性基金会,以此来实现他们的愿望。我们相信,能够成为慈善家的不仅仅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不断涌现的慈善家

更为可贵的是,没有多少财富的人、并非富翁的人,甚至是社会底层的人,也不忘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最典型的例子是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一位名叫奥斯欧拉·麦卡蒂的黑人洗衣妇,在她87岁那年,把她的终生积蓄15万美元作为黑人学生的奖学金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她自己只上过6年学,一辈子都在干活,为医生、律师、教师和警官们洗衣服。她看到不少黑人子女因贫穷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或考进了大学也交不起学费,所以她要把钱捐给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像她那样劳碌一生,而有能力进高等学校深造。

即使有一大笔积蓄,麦卡蒂自己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冷气机还是几年前买的,电视机还是黑白的。对自己的慈善行为,她不求名声,不要荣誉,唯一的请求是,在第一个得到她赠款的学生毕业时,能让她参加这个学生的毕业典礼。出乎她意料的是,克林顿总统在白宫的一个特殊仪式上授予她总统公民奖章,联合国颁授给她阿维森纳奖章(阿维森纳为伊斯兰医学家、哲学家),哈佛大学授予她博士荣誉学位,与她同时取得这个学位的还有华裔设计师林璎、出版商沃尔特·H·安南伯格、舞蹈家朱迪丝·詹米森。

沃尔特·安南伯格也是个大慈善家。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他所创办的《电视指南》,一个曾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他历年向文化教育机构提供的捐款数额巨大。1991年,他向纽约艺术博物馆捐赠其收藏的法国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绘画作品,价值达10亿美元,其中有莫奈、梵高和毕加索的作品。1993年,他将3.65亿美元分别赠予哈佛、南加利福尼亚和宾夕法尼亚3所大学,以及其母校新泽西州佩迪预备学校,这是美国历史上向私立学校一次性捐赠的最大一笔现款。后又将5亿美元赠予与公立学校教育改革有关的机构,这是美国历史上向公共教育事业捐赠的最大一笔款项。

如果说1953年创办的《电视指南》是一份发行量庞大、可以让安南伯格发大财的杂志,那么1912年在芝加哥问世的《诗刊》是一份根本赚不了钱、拮据而寒酸的小刊物,有时候其资产总共还不到100美元。纯文学自然敌不过俗文化,但《诗刊》在诗歌界、文学界一直享有美誉,许多诗人都感谢该刊为他们的诗作开辟了美好的园地。然而,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时至2002年,这个小刊物竟一夜间成了世界上同类刊物中最富裕者,因为有个名叫露丝·莉莉的87岁老妇人给该刊捐赠了1亿美元。她是一个著名制药企业的财富的合法继承人,从小爱读诗、写诗,曾给《诗刊》投稿,可结果只能收到退稿。把1亿美元送给一个常给她退稿的刊物,这充分显示了她对诗歌的由衷热爱。在她看来,把财富用来鼓励人们写诗、读诗,用于发展文学事业,那才是财富的最佳去向。

《诗刊》由穷变富,诗人柯林斯兴奋地说:“诗歌一向被称为文艺界可怜的卖火柴小女孩,这下可好了,这个卖火柴小女孩中头彩了!”《诗刊》迅即成立基金会,诗歌界喜讯频传:青年诗人获得“露丝·莉莉诗歌奖学金”,老诗人获得“被忽视大师奖”,幽默诗作者获得“马克·吐温幽默诗奖”,未出过诗集的诗人可竞争“诗歌原稿奖”,等等。

音乐事业,也是不少慈善家关心的领域。在纽约,被视为“音乐圣殿”的卡内基音乐厅曾得到卡内基的巨款资助。1891年开幕式上,从俄国远道赶来的柴科夫斯基亲自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之后所有的音乐家都把能登上这个圣殿的舞台视为艺术的顶峰。在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有一个费谢尔音乐厅,它是由音乐慈善家艾弗里·费谢尔出资1050万美元建成的,每年向优秀音乐家颁发以他名字命名的音乐奖项,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便是获奖者之一。1994年,在悼念费谢尔音乐会上,马友友、茱莉亚音乐学院弦乐四重奏小组以及其他著名音乐家,以深沉的感情演奏了巴赫、贝多芬、海顿、德沃夏克和拉赫玛尼诺夫等大师的作品。

执笔至此,笔者忽然发现本文所提及的几名老慈善家均为老寿星,至耄耋之年才安然离世:安德鲁·卡内基,84岁;沃尔特·安南伯格,94岁;奥斯欧拉·麦卡蒂,91岁;露丝·莉莉,94岁;艾弗里·费谢尔,87岁。健在的凯思琳·戴维斯,今年105岁。这似乎是一个规律,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为仁则寿”,“心仁则寿”。仁爱慈善者有福气安享天年,因为他们没有被财富所束缚、所窒息,而总是在为社会充分尽责的过程中感到豁朗,感到欣悦。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fengmiangushi/1131.html【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