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没有痛苦的改革路径【2012年第16期】

斯蒂格利茨批评“华盛顿共识” 

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推荐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是“全面、系统的规范改革方案”;但是,众多的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改革实践,却表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预期与效果是截然相反的。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1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全球化和私有化风靡全球时,10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年代。

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19世纪的统治阶层曾竭力推动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国际经济组织声称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未能带来许诺的效果,经济增长或是陷入停滞,或是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增长的成果,众多国家更加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过去30年爆发了100多次严重危机”。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对美国一贯奉行政策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倘若中国依照美国的建议来深化经济改革,将面临极大的危机风险而不是防止危机。

某些中国人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政策,虽然付出的社会代价较大,但仅仅是短期阵痛。其实,拉丁美洲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阵痛”持续20年也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民众遭受反复掠夺后觉醒,开始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21世纪初拉美大多数国家左翼政党赢得选举胜利,这样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经济才开始好转,社会贫困状况才扭转了长期恶化趋势。俄罗斯也是在普京执政后,纠正私有化政策失误,制定法律禁止战略性、垄断性国企实行私有化,果断将一些经济寡头逮捕监禁并没收财产后,才出现经济好转。某些中国人担心反对美国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推行的政策,就会被国际社会视为异端,并可能带来严重的中美冲突,其实,巴西、阿根廷等大多数拉美国家都转向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后,美国反而停止了强硬施压,转而改善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因为它担心激怒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更不利于垄断资本的利益。

大胆解放思想调整改革思路

既然“华盛顿共识”政策数十年来的实践效果如此之差,不妨大胆解放思想,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来重新思考改革。依照相反的方向,反而可以找到大量成功的政策实践,发现没有任何社会痛苦的改革政策新思路。实际上,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访问西方看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就是与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社会改良政策带来的。二战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盛行社会改良潮流,各国普遍推行国有化和金融管制化政策,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却取得了持续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纪录,被誉为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

中国学者访问西方看到的实际上是社会改良带来的成果,而被美国传授的却是全面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美国向全球各国竭力推荐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不仅给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带来社会灾难,而且在日本、东南亚和许多拉美国家频繁引发金融危机,最终连被认为市场经济最成熟、发达的美、欧国家也无法幸免,这充分说明中国不可盲目羡慕“美欧经济模式”,必须严格区分二战后西方被迫借鉴马克思理论推行的“社会改良”,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复辟自由放任政策导致的“社会改恶”。

当年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韩国、台湾和众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都重视实行国有化政策并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在战略性产业和经济金融命脉领域国有企业、银行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世界各国还普遍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政策,严厉限制外汇、股票、期货等金融投机活动,以确保匮乏的外汇、资金和物资能集中用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而不被投机活动浪费。当时世界各国经常因外汇短缺而面临货币贬值危机,但通过加强管制,一般都很容易克服困难,不会像东南亚危机中那样,因货币危机蔓延成全面的经济危机。

在西方社会改良的“黄金时期”,哈耶克称自己在西方知识界处于身败名裂的境地,科斯的产权理论持续数十年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当年西方被迫借鉴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来发展经济,强调所有企业包括国企、私企都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而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认识到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优势,所以当时世界各国盛行的都是国有化潮流。

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复辟倒退,是否定社会改良的成果并复辟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就连日本主流媒体也承认,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严重恶果,是导致日本长期陷入经济低迷、贫富分化状态的“社会改恶”。

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

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中国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推行国企改革,主要是通过责任制创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不仅没有造成下岗失业,还消化了数千万返城待业知青,劳动收入不断提高,而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国民经济在不依赖出口需求的情况下,保持了高速增长。1985年基尼系数仅为0.24,显著低于国际警戒线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威胁稳定的各种社会群体事件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但是,后来受到科斯产权理论误导,改革过多强调产权因素而忽视劳动者利益,各种变相的私有化导致资本同劳动者的利益对立,出现了社会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大批职工下岗和群体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劳动收入比重过低,限制了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加剧了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垄断行业私有化的灾难例证,如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减技术人员和职工,追求短期盈利而忽视了长期设备投资与更新,结果恶性事故频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最后因亏损严重、负债累累被迫重新国有化。中国铁路发展走坚持公有制和技术创新的道路,无论在技术装备还是效率成本方面均取得很大进步。现在美、欧国家改造、建设铁路时,都纷纷向中国求助。有人以“7.23”动车事故来否定中国铁路和国企的成就,这不符合事实。从1997年在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全面提速,到2007年4月18日顺利实施第六次大面积提速,中国高速列车运行车次超过150多万次,长达10年保持整体安全运行,从未发生重大生命事故,车次事故率和公里事故率均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包括拥有先进高速铁路技术的日本和德国。但是,2008年西方爆发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后,中国为抵御外来冲击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加快高铁建设的步伐。仓促间,高铁建设规划不像以前那样科学、严谨,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巨大危害,说明有必要更好地发挥计划调节作用,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否则,骤然大量投资硬件设施而管理经验跟不上,反而容易出现事故。

当前一些学者纷纷主张中国应该将70%的国有铁路卖掉,在垄断性行业也形成民营企业占主导的市场竞争格局。中国某些地方受西方宣扬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误导,将自来水等公用事业领域的自然垄断国企出售给西方跨国公司,导致水价大幅上涨,令消费者感到负担沉重,难以承受。这充分说明,用私人垄断替代公共垄断,根本不是改革出路,将释放私人资本追求垄断寻租的更大贪欲,加重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公众的不满。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胁迫委内瑞拉推行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和放开价格,导致物价飞涨,引发大规模民众骚乱和政府严厉镇压,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就有372人,实际死亡数字是仅首都就超过2000人。

中国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国企改革正确方向,是进行公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监督管理的制度创新,直接掌握内部成本数据,并参与制定公众接受的合理价格,确保对高额垄断利润进行合理的社会分红,造福于全体人民利益。实际上,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国企,政府可通过价格控制来限制垄断寻租,还可直接下达经营效率和上缴利润的指标,并通过分配政策将垄断租金用于公众利益;必要时可通过政府补贴和要求企业补贴的办法,促使公共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减轻消费者负担。而私有企业具有利用垄断地位抬价追求暴利的倾向,其社会弊端远远大于国企垄断。中国铁路在承担每年春运上亿人次繁重运输任务的同时,数十年票价不涨,从未利用垄断地位谋求私利。同一时期,不少竞争性行业价格却上涨了10多倍。这充分说明国企维护公众利益的巨大优越性。今后的改革方向,不应是私有化,而应是加强公众参与。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才能确保广泛的经济民主。

中国现已建立公用事业涨价的公众听证会制度,自然垄断行业的国企改革涉及更重大的公众利益,因此,更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鼓励广泛的民众参与。事先可通过媒体、网络等各种渠道,鼓励公众献计献策,通过可控制的科学试点,检验多种对比方案的利弊,然后交给民众评估,选择最符合民众利益的方案。应将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性行业的国企改革,视为鼓励公众参政议政和发扬民主的好机会,探索发挥公有制优势建立全民股代表直接参加监督管理的途径,改进公众对垄断性、公益性国企感到不满的各种问题,包括服务质量、红利分配、官僚主义、高管特权待遇等等。如此才能走向“民众点菜”的实惠民主,为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对待私人资本进入战略性行业和国防工业,更应采取谨慎态度,因为这一领域涉及技术、军事情报等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私人资本为了赚钱,普遍有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经常有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贿赂收买官员等劣迹。倘若没有进行充分、可控的局部试点,找到有效的防范办法,很难保证私人资本为赚钱不生产假冒伪劣的军工产品,能抵御西方重金诱惑不泄露和出卖技术、军事情报。一旦发生这类问题,就不像一般行业那样仅仅危害公众利益,而且会给国防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有人认为私人资本进入军工领域有利于降低成本,其实,美国军工私人承包商虚报成本、漫天要价比比皆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谈到,由于私企谋利,层层盘剥抬价,西方的军事工业开发成本高昂,超过苏联10倍之多。二战期间,美英为避免军火涨价无钱打仗的困境,政府被迫直接进行了5/6的军事工业投资。更可怕的是,美国军事工业存在着远比一般行业更严重的腐败现象,私人企业为获取订单,普遍支付20%左右回扣贿赂国防高官。倘若中国也发生这种情况,灾难不可想象!

《凤凰周刊》2012年16期 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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