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大公司究竟以什么方式影响政府?据政治学家们归纳,它们有三种主要手段:提供竞选捐款、院内外游说、抓住管理部门。

那是1896年大选,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与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竞选美国总统。布莱恩是个来自农业带的平民主义者,出色的演说家。麦金利与之相比,不过是个平庸凡才'但最后还是麦金利获胜当选,其主要原因就是他背后有大实业家、党魁马克·汉纳为他撑腰。汉纳用他自己煤铁矿公司的大笔钱,用他从其他大公司、大企业筹来的大笔捐款, 为麦金利铺了一条通往白宫的路。尽管麦金利任期未满就被刺身亡,但他毕竟还是在总统宝座上坐了将近4年。汉纳则因有自己的“心腹”、代理人占据白宫而感到踌躇满志。

麦金利当时所花的竞选经费是布莱恩的10倍,难怪汉纳留下了一句‘名言”:“在政治中有两件重要东西。第一件是金钱,至于第二件东西,我不记得了。

不过,继任总统职位的西奥多-罗斯福不像汉纳那样低俗,在当时改革家们的影响下,他在为竞争连任时,提出了“廉洁政府”这口号,并在第二任期内实行进步主义改革,展开反托拉斯运动,力图减少企业界对政府的影响。

美国开国元老们对公司于政治的影响早有警觉。麦金利靠大公司给钱竞选这一招,如果托马斯-杰克逊地下有知,定会嗤之以鼻,因为他生前早已表示希望:“要遏制我们拥有金钱的公司特权阶层的诞生,它们已经敢于向我们政府挑战,企图来番力的较量,违抗我们国家的法律。”

令人遗憾的是,杰克逊的希望并不能轻易实现。19世纪末有麦金利、汉纳,20世纪有新的麦金利、新的汉纳,直至今日也没有断过,而且企业越来越多,公司越来越大,势众力强,财大气粗,“大公司对政府的影响”也就成了一个社会议题,至今仍在议论纷纷。

大公司如何影响政府

大公司、大企业历来在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活方面的重大作用,当然不能低估,更不能抹杀。没有它们,美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也就不能一步步达到如今这样的高水准。但在讲盈利、重财富的商业社会,公司、企业总要千方百计赚更多的钱,发更大的财。在美国,大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钱财很大部分要通过总统、乱总统、国会、州长、州议会和其他政府机构“曲线’求取。他们对政治竞选、政府工作都要施加影响,要让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当官,要让立法者替他们说话。

高官与大公司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一典型事例可举: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钱尼曾是世界上最大油田服务公司之一的美国哈里波德公司的总裁兼总经理,是该公司的巨大财力帮助他步人仕途。作为布什总统的副手,他力主攻打伊拉克,可以说是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同谋。美军攻占该国不久,哈里波德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就迅即拿到了伊拉克石油基础设施维修工程的合同,后来又连续得到在伊拉克的多项赢利极高的合同。

大公司究竟以什么方式影响政府?据政治学家们归纳,它们有三种主要手段:提供竞选捐款、院内外游说、抓住管理部门。

政治竞选之际,便是大公司纷纷捐款之时。关丁竞选捐款和经费问题,美国人争论已久,制定的有关法律已不止一项,如1925年《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对竞选捐款和竞选经费均加以限制;1971年《联邦竞选法》,禁止公司为竞选捐款;1974年修正案,再次限制竞选捐款和竞选经费,同年成立联邦选举委员会,以加强贯彻《联邦竞选法》。

可法律归法律,那些大公司总有法子钻其漏洞,总是千方百计给他们看中的候选人多送钱。所以有人感叹说,控制竞选捐款已有100多年,却一直没有多大成功,相反,竞选捐款的名目却越来越多。如所谓“政治行动委员会”,公司、工会和其他社团都可成立这种组织,通过捐款及其他方式来支持代表其利益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候选人竞选。又如所谓“软钱”,亦称“阴沟钱”,即由全国性政党拨给州和地方党组织用于竞选的超额专款,未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就私下转去,而此项专款通常都是由大公司捐赠。

游说行为得到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的“向政府请愿伸冤权利”的保障,所以是大公司、大企业用来影响政府立法、决策j的最重要手段,他们把眼睛盯住参议院、众议院,盯住立法者,通过游说来影响法律的制定、修订,影响政府官员的提名、命名,企图使一切都有利于他们的公司、企业。游说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法:或直接向议会议员、行政部门官员游说,或向公众游说,然后让公众向议员施加压力以他们要求的方式投票,后者也称为“草根游说”。

游说者都知道,那些立法者并不都是铁面无私的清官。大公司有的是钱,所以贿赂起来大手大脚,不少看来铁面无私的议员,原来在重金、重礼面前也不是刀枪不入的铁汉,在行贿者面前立马成了受贿人。

所谓“抓住管理部门”,就是各大公司通』过游说人送钱,先抓住负责立法的国会有关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再抓住具体执法的政府行政部门和管理委员会,建立大公司和游说者、国会委员会行政部门这个“三角关系”,从而取得赢利非常大的政府合同。这个三角各自都有利可图,唯一无利可得的是一般民众。

这个三角关系常被称为“铁三角”或“华盛顿三角”,当其关系持久之后,一旦公司出了问题,国会有关委员会和政府有关行政部门甚至会为之袒护。如道格拉斯D C-10型飞机设计明明有缺陷,因货舱舱门松动而事故频出,联邦航空管理局却为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辩护,说是飞机公司没有问题,错在飞机服务人员身上,而不下命令使DC-10停飞接受检修。正是由于政府部门的袒护,D C-10型飞机存在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终于在1974年3月发生空难,土耳其航空公司一架D C-10航机从巴黎起飞后突然爆炸,机上346人全部丧命。这么大的灾难充分说明这种“铁三角”关系对人类危害之大。

大公司对政府不良影响的结果

大公司对政府不良影响的结果就是腐败丛生。“揭黑幕”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早在其20世纪初期名著《城市之耻》中就集中揭露了“政客与企业家狼狈为奸”的现象,若用当代语言,其实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不少商人为谋取高额利润而大肆贿赂政府官员,卑劣的政客们则欣然笑纳,在斯蒂芬斯看来,行贿和受贿“不仅是一般的重罪,而且是叛国罪”,“因为贿赂的实际结果是改变政府的性质,把政府从民众利益的代表蜕变为寡头政治集团,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

斯蒂芬斯憎恶贪污腐化,认为腐败是“由商人和政客合伙控制的体制的产物”,这种体制是“享有特权者掌控其特权、掌控特权之资源、掌控无特权者之思想和行为的组织形式”,所以他呼吁改革体制,主张实行经济民主,从而达到政治民主。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也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作中就指出,大公司对市场拥有太大的影响力,从而削弱了消费者的主权;它们生产过多的超越消费者能力的商品,从价格接受者变成了价格决定者,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问题。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只考虑大公司的利益,而应当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监督作用,取消监管、放任自流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

......未完 详见《凤凰周刊》2012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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