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田野调查制度的变迁

下基层调查研究是中共的优良传统,多次得以扭转中国政治进程。进入2012年,“一竿子插到底”直面群众的特殊机制再次在大陆快速运转。

万名干部下基层

“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相继在大陆31省市区启动。其中从今年开始,宁夏实现“两个全覆盖”:3.9万名区、市、县、乡4级机关干部,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全部都下基层联系群众;同时,全区所有行政村、城市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学校、医院(卫生院)都有副科级以上机关干部牵头定点联系。

此前的2011年已为现今进行了预热。其间,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和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更是一反日渐流行的“前呼后拥”调研模式,复兴刘少奇调研法。

2011年5月30日到6月1日,袁纯清带着新华社记者和秘书直接到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蹲点”,在农户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3天。并于7月、11月两次回访。

罗志军是在泰州市下辖的姜堰市沈高镇沈高村刁友生家“蹲点”,调研从6月15日至19日,共4夜5天。随身的新华社记者发现,由于罗志军住得时间长、并且拒绝层层陪同,权力界限很快模糊,村民们从“意外”中变得习惯起来,进行放松表述。

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极力不干扰现场,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这已接近受知识界推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法。

“调查研究”这个政治词语有一丝学究气,其实本是从社会科学借用而来。1918-1925年间,西方的社会学移植中国,在瞿秋白、陶孟和等知识分子传播下,从小只读四书五经的青年首次认识到: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也是门大科学。受陶孟和近距离熏陶的毛泽东,于1929年革命艰难时期,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共政治的决策逻辑由此设定,并一直至今。

身体力行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创下国家领导人调研时间最长的纪录。1961年,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这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农村,蹲点调查44天。44天里,他先后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他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到农民家里,他会揭开锅盖,尝吃农民当做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发现农民家的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出农民吃的尽是野菜等粗纤维。

不过,如今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国事过于繁忙,调研通常是2到3天,而省以下干部少则3天,多则7天。

围绕调查研究,已繁衍出多种其他称呼:蹲点、下基层、下乡、走访、联系点、挂职、挂点、驻点、包村、走转改等。但这些修辞之下,中共对下基层安排已有大致成熟的固定模子。

不同层级的一把手,实行层层挂点,分级承包,每级包片的范围逐步缩小,最后入户到人。通常,政治局常委在全国各选一个县,解剖麻雀;省委书记在省内选一个县做联系点;地级市委书记在辖区内联系一个镇和村;县委书记则联村联户。

同一层级政府内,实行“领导挂点、部门帮村、干部包户”。领导挂点指每个常委都有联系点。部门帮村,如四川省直部门在江油帮助两个村,包括成都海关帮龙桥村规划了一个物流中心,还补贴了一些资金;省交通运输厅帮扎营村把路规划修好。

干部包户,通常方式是“一对一”结亲戚。如四川江油要求每个干部都要联系一个困难户。“互相走动,过年过节去看一下。他有什么困难就帮他解决。他的土特产比如腊肉什么的卖不出来,我们就帮他推销,或者自己给他买了。有时候也给他们买小猪,买小鸡,帮助发展养殖业。”江油干部汤国平说。

调研功能变迁

打开下基层蹲点的功能包,已实现多功能化:了解、带动、帮扶、解决、改造、落实、治理、维稳。2011年6月《人民日报》如是提炼:“驻点”就是要“驻”下来耐心细致地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法制教育,理顺农民情绪,化解各类矛盾,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如今,这个功能包体积仍被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扩大。但最初,调查首先是一种摸清情况,密切关系,然后动员起来革命。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交界处。毛重点找了11个人在寻乌马蹄岗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调查会上,毛泽东提出问题并亲手做记录,把自己置于被调查者之中。此外,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

除《寻乌调查》外,他还撰写了《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水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大量调查报告。

“不说领导人,即便专门做社会调查的人也未必像他那么仔细。其实,除了了解阶级关系以外,他还要了解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因为了解了经济状况,才能判断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实际上他是对每个人的心态都了解清楚了。”长期从事中共调研传统研究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罗平汉说。

领导干部下基层,从“背靠背”到“面对面”,从“你上来”到“我下来”,从“你约我”到“我约你”,除虚心听取意见,也旨在消除身份级差,与百姓产生血肉连带感,进而塑造一种集体命运感与执政正当性。

这种方式被国外学者总结为“延安道路”,即强调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比之下,苏联道路较明显强调技术专家,强调知识分子政策。

1961年44天的调研,“使刘少奇在后来的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下的决心比较大,甚至对包产到户,他内心里面是赞同的。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深入到一线,对农村真实状况的了解没有那么直观的感觉,所以他还有个底线,就是不能搞包产到户。”罗平汉说,“他可能认为,我对情况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很自信。实际上他了解的是过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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