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的重要不只在于矫正历史,更在于让我们在对历史的反省中,去形塑当代民众对民主、人权与人性的认识。

台湾转型正义

“要法办和处罚,还是宽恕与遗忘?”
  这是美国知名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在其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名著中所提出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难题。他说,取代威权体制的民主政府面临一个容易被情绪化的、而且政治敏感的问题:民主政府对于过去威权统治、人权蹂躏的事实,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学术界称为“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
  转型正义的主要意涵是指涉民主转型后,新兴民主政府如何处理过去威权政府对人权的压迫、对无辜生命的凌虐等错事。新民主社会必须决定这些错误包括那些行为、要如何补偿因为这些错事而受害的人,以及要如何处罚这些做错事的人等等。例如,有的国家审判以前的独裁者甚至独裁体制下的官员例如玻利维亚将军人政府首领刑监禁35年,智利对皮诺契将军的审判,或者最近在埃及对穆巴拉克的审判);有的国家不起诉,但会惩罚他们(例如在德国统一后,有4万位前东德官员被革职;捷克立法规定曾在独裁政府中任职于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的情治人员或前高层共产党党工,五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高层职位);有的国家赦免加害者,但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揭露真相(如南非)。
  这是民主化面临的一个严肃的道德难题。首先,在某些非革命型、而是透过执政者与反对派协商的转型国家中,民主派为了确定转型得以顺利,往往必须会和旧威权体制的统治者妥协,保证民主化后不追究过去罪行。其次,威权统治往往也创造一批支持者,所以对过去的清算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冲突。再者,要如何厘清威权政府体制中的个人责任是最困难的。但是,民主化之后,如果新政府不处理过去独裁政权所犯的错误、对加害者做某种程度的惩罚,新政府的合法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这个问题虽困难,却是任何一个新民主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这是最起码的让被过去扭曲的历史得到正义、让受害者可以重新获得最根本尊严的做法。
 尤其,转型正义的重要不只在于矫正历史,更在于让我们在对历史的反省中,去形塑当代民众对民主、人权与人性的认识。毕竟,新诞生的民主体制乃是脱胎自威权体制的胚胎;我们对于民主价值与实践的认知,也深深受到历史的形塑。如果我们不去慢慢形成对历史是非的裁判,不去厘清那段幽暗历史中哪些行为是国家暴力和对人权的压迫,那么这个社会该如何在当前共同的政治社群建构一套民主的规范性判准,又如何真正做到永远不再犯这些错误?
  最近,台湾“立法委员”段宜康质询知名作家、现任文建会主委龙应台关于台湾如何面对威权历史,引起许多人热烈关注。
  段宜康问说:许多政治受难者“是被加害、迫害的!请问加害者是谁?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事件、这段历史总应有个最高负责者负起这个责任吧?不论这是哪个人下令、默许或坐享其成,请问是谁要负起最后、最大的责任?”
  龙应台的回答是,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她无法回答个人责任问题。
  这个对话确实反映了台湾转型正义的两个主要立场。
  民主化之后,台湾开始推动转型正义工程(当然彼时还没有这个名词)。在李登辉上台后的1980年代末,“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以及“二二八事件项目小组”对政府提出处理的建议。同日寸'各地方政府广建二二八事件纪念碑,设立人权纪念公园(例如台北市有马场町纪念公园和六张犁纪念公园,前者是枪决政治犯之处,后者是埋葬政治犯之处)。政府......
张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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