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百年沉浮

         2012年6月15日,在北京阜成门外一栋写字楼里,孙志的手机不断响起,电话来自香港。她手上拿着一份即将出席她服务的报纸——香港《大公报》110周年庆典活动的嘉宾名单。在与电话那头的香港同事做确认时,一些省(副)部级官员的名字不断被提及。左手边是当天刚出炉的报纸,报纸新闻版的头条印着中南海两位政要的贺电,落款人分别为李长春、习近平。除了李长春和习近平外,刘淇、刘云山、刘延东、汪洋等中共领导人和多个地方省市书记都发去贺电。

         孙志是《大公报》北京新闻中心的负责人,每天上午的日常工作之一是安排七位驻京记者参加各部委、央企及各种北京本地的新闻发布会。总部设在香港的《大公报》在中国大陆各省市都有办事处和记者站,记者人数远超过香港报馆。不过,几乎只有北京和广东等少数省市的记者在源源不断提供新闻,不少地方办事处记者的名字往往只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软文专版上。而在1949年前,它曾辉煌一时。

        在其创办的1902年,清朝重臣李鸿章刚过世,创办者清朝皇族后裔英敛之是梁启超和康有为的粉丝。这份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报纸为中国新闻史源源不断提供着大量案例,曾主持该报的胡政之、张季鸾等报人,更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丰碑式的人物。

来自中南海的贺电

        6月13日,《大公报》头版是整版祝贺该报创刊110周年的广告,刊登广告的是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政府、东方市国土局等单位。几乎整个6月份上旬,这份报纸每天都会刊登来自内地的祝贺。

         最重要的贺电,来自中南海。6月12日,两位领导人发来了贺电——李长春,负责管理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分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几天后,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刘延东也发来了贺电。通常,能获得这种待遇的是内地知名高校和“人民团体”,“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其他媒体,都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待遇”,一名大公报记者说。

        2002年,该报在创刊100周年时,还曾获得时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人大委员长李鹏的题词祝贺。

         虽然是一份商业报纸,大公报人并不会刻意回避其官方身份。1998年,大公报副社长梁新春在《湖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我像记住自己的生日那样,不会忘记1992年7月21日这个日子。这是我第一次跨过罗湖桥,踏足东方之珠香港,去接受参与办大公报任务的日子。”这位媒体高管,讲述的是自己由湖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调任香港的履历。

          一位大公报的中层管理几年前还在一家省级日报工作,到《大公报》工作后,他在内地的人事关系和档案还在体制内被保留着,虽然在香港工作已经满七年,但并没有脱离体制,不能获得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大公报的上一任总编辑周庆,到任前是人民日报部门主任,正局级官员。而前任社长王国华目前是国务院参事,曾在内地从事教育、出版工作,此后在香港扎根近20年。现任大公报社长姜在忠任前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总社主管行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总编辑贾西平则是人民日报教科文部主任。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虽然对香港版《大公报》较为陌生,但在中国内地的新闻研究领域,《大公报》始终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民国时期,这份报纸是无可救药的“扒粪者”,由于影响巨大,张季鸾等报人已经和一些国民党的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但他们仍然与官方保持着极合适的距离,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

        1902年,在天津的法国租界,保皇派代表英敛之创办了《大公报》。这个希望国家和清王朝能够沿着渐进式改革方向前进的清朝正红旗人,接受过西式的教育。但在目睹了革命党人将皇帝赶下宝座以后,他心灰意冷,将报馆售予股东之一王郅隆。随后王郅隆的一项人事任命彻底改变了这份报纸的命运。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

       胡政之不仅是优秀的管理者,还是杰出的记者。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而对胡政之的职业生涯来说,最辉煌的一笔莫过巴黎和会之旅。一战结束后,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赴巴黎采访巴黎和会,开创中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的先河。

        投资人王郅隆是北洋时期军阀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拥护者。年复一年,北京统治权不断在各大军阀中击鼓传花,寄希望于某个政治势力被证明只是幻梦。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但胡政之等人的理想并未消失。胡找到新投资者——民国初期金融界著名人物、若干年后成为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的吴鼎昌,并拉来曾参与《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起草工作的著名报人张季鸾,三人合办了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新记时期的《大公报》创造了中国报业史的一个巅峰。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号由张季鸳执笔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而吴、胡、张三人也达成了一定默契: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胡政之与张季鸾凭管理和技术入股,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复刊后的《大公报》起初发行量不足2000份,到了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1936年,随着吴鼎昌受邀南下入阁担任实业部部长,《大公报》的发展重心随之南下,创办了上海版。津沪版也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1945年,抗战结束后,《大公报》的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版总发行量达20万份。

        在《大公报》这段大放异彩的时期,张季鸾等大公报报人获得了至高荣耀。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1935年至1937年,《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公开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这份没有政党立场的报纸,在西安事变期间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影响力。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时,张季鸾收到张学良打给他的专电。张对他详列了东北军的几项主张。之后,“他(张季鸾)颜色凄黯,在屋里绕了几个圈子,却仍然一语不发。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编辑部里最沉郁的一天,大家肃然不哗,谁都在注意着季鸾先生的举动。”大公报报人君远回忆。次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刊登《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的消息,并没有配发社评,不表达立场。

        14日、16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提出和平解决,让蒋介石平安归来,重新领导国家。

        18日,这份报纸带动的民意高潮来临,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随后,南京政府派飞机把印有这篇社评的《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投下了数万份,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是一次奇观。

       1941年,这份报纸得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最佳报纸奖”,震动整个民国的报业同仁。密苏里新闻学院认为“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至此,《大公报》成为迄今唯一一个获此奖项的中国报纸,此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

         1941年,张季鸾过世后,获得过国共两党积极评价的《大公报》,开始让两个政党都感到紧张,并指责其为敌对阵营的帮凶。1943年,《大公报》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国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而于国共内战期间发表的《质中共》等社评,则被《新华日报》抨击为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

         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从天津和上海等城市败退,新政权接管了《大公报》。津版改组为《进步日报》;上海版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重庆版在新政权入驻9个月后,于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此后,《进步日报》与上海版《大公报》合并,新《大公报》出版。虽然1958年,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曾为其背书称,“首先,《大公报》是爱国的;其次,是坚持抗日的;再次,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但在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来临后,这份报纸被改名为《前进报》,103天后,《前进报》也宣布停刊。至此,内地再无《大公报》,只剩下港版一直存在至今。

未完,详情请参见《凤凰周刊》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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