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前新晋六上将至总数38人

解放军建军85周年前夕中央军委晋升6名高级军官警官为上将。获晋升为上将军衔的4名高级军官分别是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济南军区政委杜恒岩和成都军区政委田修思。获晋升为武警上将警衔的2位高级警官分别是武警部队司令王建平和政委许耀元。
自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迄今,已先后18次授予和晋升了141名高级将领上将军衔(警衔),现役上将为3队,中央军委领导10人,大区正职28人。此次军衔评定之后,解放军序列中,有27位现役陆军上将4位海军上将、5位空军上将和2位武警上将。
上将作为中共军队建制将级军衔中最高级别的军衔称号,是执政党领导人对军界有卓越贡献成就者的一种最高褒奖。解放军在上个世纪50年代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将衔设置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上将为将衔中的第二个级别。1965年军衔制度曾被取消,1988年恢复军衔制。
而若从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算起,中共军队序列中已有197位高级军官、警官获上将军衔、警衔。按军内军衔制度研究学者的研究来看,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的高级军官为第一代将军,这一代将军多为开国上将,其身份标签最为显著的是其突出的战功。在评定上将人选时,军方政工部门更要按其部别、军种、资历和年龄等方面进行仔细筛选,有时会适当考虑军种平衡等因素。
军衔制恢复之后,军队将领的资历、战功等仍是选拔重点考虑的条件,参加革命或入伍时间长短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如恢复授衔后,第一批授衔的17名上将中,秦基伟、洪学智、尤太忠、王海等人,便有参加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等作战经历,并卓有战功。
随着解放军部队高级军官新老交替的完成,军队干部任免走上制度化轨道,同级别军官的年龄、资历相差无几。传统的论资排辈式的高级将领选拔评定方式,很难有操作性。2000年以后,中共军队政工部门逐渐采用了“正大军区职任职时间”和“晋升中将时间”两项任职条件,作为选拔上将的“硬杠杠”。
按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军官军衔首次授予的条件是“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和在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为依据”,军官军衔晋升的条件是“以军官所任职氖德才表现和对国防建设的贡献为依据”。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不发生因贪腐违纪下马等意外情况,年龄任职时间符合,担任正大军区职者在任内一般都能晋升为上将军衔。
但在20多年来和平暖风熏陶下成长的中国军队上将们,与第一代胸口满挂勋章的开国将军们相比,新时期上将们身上罕有留存战争印记。38位解放军现役上将中,军委委员中只有梁光烈、廖锡龙有越战参战指挥经历,大军区正职中则是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中将、二炮部队政委张海阳亦有此经历。
从1988年恢复军衔后至今的上将们履历中,不难窥见中国军队对高级军官全新的任用考评机制和理念。第二代上将年龄层次虽不及第一代,平均在60岁上上下,但学历普遍为大专以上,基本经过了国防大学等军校培训,有的还去过苏俄和欧美高级军校的进修,也屡次在“信息化”建设、重大科研试验项目、地震灾害和军演训练等非战争条件下任职中经受检验。
如此次晋升为上将的成都军区政委田修思和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田修思长期在条件艰苦的新疆军区、南疆军区任职,以后辗转兰州、成都军区任职,谙熟西北边陲军政要情,是不可多得的高级将领中的“边防通”。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早年亦在西藏军区任职多年,了解西藏当地社情民意。
但凡位列上将的中共高级将领,职高权重,其言行举止,关乎军队战略和改革动向,因此上将们多敏于行而讷于言,在现行体制的束缚和军职的保密要求下很难展现其丰富的个性特质。
新晋上将刘亚洲或许有异于其他将领。刘亚洲是已故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其妻子李小林是李先念最小的女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近年活跃于政界。已有44年军龄的刘亚洲原系军队政工干部出身,长于写作,曾创作<广场》《胡耀邦之死》《实录》等作品,多次获奖,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其作品《金门战役检讨》《信念与道德》《甲申再祭》《大国策》亦广为传阅。军队高级将领刘亚洲在其文章中表露出独特的思想和改革吁求,令大陆社会对一向沉闷单调的军界中脱颖而出的刘上将的成长经历及军队改革派人物等感到新奇。

记者/钟坚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fengmiangushi/1334.html【责任编辑:昊京强】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