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保卫钓鱼岛【2012年第26期】

2012年8月,中日民间人士轮番上演的登岛“攻防战”,使小小的钓鱼岛紧紧牵动世人日光:15日,香港和大陆保钓人士7人登钓鱼岛,日方以“断定非法入境”为由逮捕,17日决定释放;20日,10名日本人登上钓鱼岛,被日方逮捕并以违犯《轻犯罪法》的名义起诉。

除台湾民间保钓力量外,中日两国民间力量的基本构成面,存这轮攻防战中均有所体现。日本民间保卫“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力量,大致可分为三类人员:

1 .核心专业有翼分子,他们从事右翼活动的时间很长。其资金由持右翼国粹思想的企业家提供。有的右翼分子与黑社会(日本叫暴力团”,例如山口组)关系密切,甚至就是暴力团成员。

2.日本青年会议所。主要成员是年轻小老板,他们政治思想保守,主张大和民族至上,支持自民党。这些年轻老板有资金,偶尔提供给右翼团体和媒体,有时自己组织游行等政治活动。日本青年会议所出过不少地力议会议员。这次登岛的十个日本人当中有血个地方议会议员。

3 新兴的边缘力量:社会中下层的年轻人。他们20岁到0岁,没有享受到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恩惠,对国家和自己的将来恐慌小安。他们理念上排外,认为外国尤其韩国、中国、美国剥夺日本人的就业,威胁日本人的生活,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日本的失业问题,经济低迷,社会保障水平降低,都是外国人引起的。

日本媒体对上述民间力量,态度有很大差别:

对第一类人群,即职业右翼分子,日本主流媒体普遍采取回避报道态度,媒体不希望被他们利用,甚至被黑社会利用,而他们则非常愿意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认为这是很好的宣传机会。对以青年会议所为政治背景的企业家、地方议员,媒体也不太关注。其一,他们不是国会议员,不直接影响国家政策、外交政策;其二,他们也会利用媒体来宣传自己,尤其是为了自己的选举。

对第三类人群,主流媒体关注较多,除了他们是新出现的力量外,主要是因为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口本社会病的不良结果,而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不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而在于借此批评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

日本社会对这些“爱国人士”的看法与主流媒体的看法相似:对专业右翼分予保持距离,对青年会议所亦然;但对新出现的底层“愤青”,与媒体持同样的关切态度,理由与媒体相同,即政府民生政策不力的副产品。

与日本不同,在中国大陆,两岸三地民间保钓人士总能赢得社会普遍尊重和敬意.但是,两岸二地的保钓人士,无论是那些成为新闻主角者,还是那些淹没在人群中的默默无闻者,他们是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职业、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却鲜有媒体详细披露。事实上,除了几个转瞬即忘的名字,我们并小知道是谁存保卫钓鱼岛。

中国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不但是中国大陆保钓运动的发起者,还是多项对日民间索赔的发起者。他那多少带着神秘色彩的中祥投资公司,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专职保钓人士职业庇护所的角色。

大陆保钓篇:舵主和他的江湖

民问是准在保钓?两岸三地中,只有中国内地面目最不清晰。由于只要在网上自行宣布成立,即可建一个保钓组织,全国各地冠以“保钓”名目的组织多不可数,但人陆居民缺乏社会组织经验,这类纠织大都想出一个名称之后便进八休眠。能维持较艮且有一定活跃度的,极为罕见,故被主流媒体认可的内地保钓组织始终只有一个:中国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被认为是将“民间保钓”概念引入大陆的第一人。

近些年中日关系较2006年之前已大为缓和,曾为媒体焦点人物的童增儿乎已被人遗忘,其不甚活跃的新浪微博粉丝数仪100多,保钓联合会微博在8月钓鱼岛大热后,粉丝数有大幅增加,也仅只4000。但是,1 5日保钓人十登岛后,童增再度成为被各路媒体追逐的大忙人,因为他几乎就是媒体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位大陆民间保钓人上,在大陆保钓界,有着舵主和领袖的地位。
童增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向他介绍近期登上钓鱼岛的大陆保钓人十方晓松。当童增得知方晓松就在电话那头,陧声细语带着重庆口音的童立即要求和方通话,倾听、赞许和勉励一番后,童热晴邀请方晓松到北京一叙。

会长童增

保钓人士童增童增,59岁,1982年毕业于四川人学经济系,4年后又考入北京火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师从国际经济法学者阿沐。童增自称当年心思并末太多花在学术上,他更爱“折腾”,比如在北大成立台湾研究会,自己当会长。他曾找到冯友兰等知名学者联合题侧,试图在舂晚上向台湾同胞拜年,以示两岸友好。

1988年前后,童增受东欧一些曾经放弃德国战争赔偿的国家,义要求当时的东、西德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赔偿的启发,重开民间对口索赔。二战后,西德陆续对一些战争受害国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给予赔偿。查阅相关资料后,童增认为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可以区别开,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门联合声明》中放弃的是战争赔偿,但没有放弃受害赔偿。1990年,他写了一篇《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提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日本赔付金额理论上约为3000亿美兀,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

1991年3月,已从北大毕业分配到管理干部学院教书的童增,乘着全同人大七届四次会议召开,向进京的人大代表递材料传播他的主张。此事为香港记者所知,童的观点通过《明报》的小文章传播开来,之后《明报》又发了一个整版,引起日本共同社关注。这样,童在费了不少心血后,终于让外界知道了他的主张。

当年“两会”结束后,有人大代表就对口索取“受害赔偿”写了建议书并被编人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建议。童增又迅速写了《国际法的新概念——受害赔偿》,并发表在《法制日报》上。

《人民日报》也转载了我的文章,我还写了内参,第二年‘两会’拿着捌料又去找人大代表。他们一看,上了《人民日报》,就放心了”当年“两会”上,贵卅、安徽等地70多名人大代表提出《向日本索赔议案》,要求通过决议,敦促口本对被伤害的中国平民、慰安妇及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这件事就这样炒作起来了口”。

社会热烈反响远远超出童增预料,“我原来以为发表文章就完了,没想到引起这么大轰动。我觉得这是个长期的事业,要做下去。”为了方便工作,童增申请调入中国老龄科研中心,每周一、三、五上班,“早上去,大家聊天,中午打扑克,下午聊天,然后下班。每年发表几万字就好了。我有很多时间。”除了时间宽裕,这里还为童增提供了大量支持者,“可以接触很多老人。他们经历过二战,受害者比较多,对我的事业有很大帮助。”

1992年是中日建交20周年,上半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计划访问日本;下半年,日本天皇则将访问中国。江泽民在一次记者会上表态,理解民间对日索赔,人大代表有权提出他们想提的议案。童增由此活动更加积极,他5月致信日本天皇,要求返还被日军掠夺、现藏日本天皇室的中国文物;三个月后,又把七个中国慰安妇的索赔材料递交日本驻华使馆;之后再次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索赔书。

在中日两国高层互动期间,童增的行为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日本天皇10月访华期间,她被单位派去甘肃出差。“这样的出公差,之后数年又发生了几次。童增声名鹊起,全国各地信件源源不断寄来。有二战受害老人或慕名者不惜长途奔波,络绎上门。看到他们太幸苦,童增就把各地的受害者名单分别抄写来,寄给当地,“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这样相当于对日索赔联合会在全国都有了分会。”由于他在老龄研究中心工作,外界都以为他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被称做“童老。”有支持者拿着抗衰老保健药登门拜访,才发现他不过是30多岁的青年。

未完,详见《凤凰周刊》2012年第26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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