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海归高官的仕途探秘

据笔者统计,在1978年至2008年之间,大陆共有315位现任或退休的省部级或者省部级以上文职高官,曾经前往西方国家至少三个月以上,具有攻读学位、进修受训、讲学研究经历。一些早期海归官员已经随着他们的仕途进步,晋升入中共最高决策层。

这些“海归官员”娴熟经济、科技等专业技能,也谙习西方制度、通晓外语,易在中国与全球接轨的过程中崭露头角,他们也是影响中国各领域进步进程的重要人群,值得关注。

经贸背景更受倚重

从学科专长来看,在过去30年当中,海归高官的专业背景以工程与自然科学比例为最高,总体约占六成,但近10年来已降到约五成左右。经贸管理专业的海归高官约占全体人数的两成,近10年比例不断提高,从两成五提高到三成二。人文社会科学出身的海归官员高官比例最低,合计不到两成。近十年来也是在20%上下小幅摆动,并未如同经贸管理背景者一般,出现增长趋势。

在海归高官群中,工程与自然科学的比重逐渐降低是很容易理解的。主要的原因是干部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复杂,已非单纯理工科知识就能应付,因此需要经贸等其他领域专长的干部。像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高西庆都是法学出身,在国外攻读博士,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委以重任。理工背景出身的高官还是最大的群体,但比例降低已是全国性趋势,无论是海归或是内地培养的高官皆是如此。

比较特别的是,近年来省部级高官中大量出现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出身的官员,但这种增长趋势并未反映在海归高官的群体中。这种有细微差别的甄补方式背后,恐怕带有体制向理工与经贸背景海归倾斜的政治偏好。

从留学目的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出国的海归官员占绝对多数比例。海归高官以交换与访问学者、进修与受训名义出国者最多,比例超过六成,而且自1990年代初期起,比例始终高于六成。其次是攻读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占总体的三成五,本科毕业者则约为一成。以交换与访问学者、进修与受训名义出国者多半是短期公派出国,滞留国外的时间较短。这些海归高官应该是在官方支持下出国,部分人士甚至是中共已经规划要重用,所以派出国进修镀金。因此在回国后不久,随即调升新职。

如现任云南省省委副书记仇和于2005年6月至2005年9月参加中国第4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2006年1月由正局级干部(宿迁市委书记)即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副部级干部)。现任广东省统战部部长林雄参加中组部第4期哈佛大学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习,2005年10月结训回国,2006年7月即升任广东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成为副省部级干部。

相反地,攻读博士学位者,因滞留海外时间较长,若未被特别提拔,反而不容易进入党和政府机关工作。

中共的甄补模式与台湾国民党威权时代的用人偏好有较大差异。在1960年代以后,台湾的海归官员技术官僚进入技术部门担任主管,特别是财经与理工部门。这一点和当前大陆海归官员的任职分布相同。然而,台湾海归官员也有机会担任要害部门的主管。如宋楚瑜(美国乔治敦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国民党正副秘书长、文工会主任。马英九(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国民党副秘书长,而孙震(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国防部长”等。

党政要职分布少

若从晋升管道来看,只有一成左右的海归高官因担任党职而晋升为副省部级干部。因担任国务院或省级政府领导职务,晋升为副部级干部的比例略高于四成。其他接近五成海归官员之所以晋升为副省部级干部,都是透过担任高校、研究单位领导职务,或是人大、政协、群众团体的管道。海归官员晋升为正省部级干部时,有五成是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另有四成二的人是担任人大、政协、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透过党务系统和高校研究单位晋升的人各占4%。

海归高官晋升副国级以上职务时,接近八成都是透过人大、政协的管道,经由党务和政府系统晋升的比例各占一成。

由此可见,党务系统是海归官员最难一展所长的领域。事实上,过去的30年中,只有两位海归官员经由这个管道晋升为正部级干部,分别是王沪宁(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华建敏(担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经由党务系统晋升到副国级的人也只有黄菊、陈良宇、王沪宁三人。此外,透过政府管道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只有华建敏、陈至立和曹建明。他们都是短期进修的海归官员,无一人在国外拿到学位。他们都在国际都市上海市长期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八大最新晋入中央政治局的孙政才是一位有农学专科背景的高知领导人,也是一位海归,早期尚未入仕而是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工作时,曾赴英国洛桑试验站做访问学者7个月。

海归官员较少分布在中共党务系统,出任岗位多属于政府技术官僚或者为政府决策服务的官方智囊或者建言团体中,比如在高校科研机构工作,或是在政策执行部门(如国务院部委)工作。相形之下,海归官员在中共组织(人事)、宣传(意识形态)、军方、国家安全等要害部门任职的比较少。多数海归官员都是在政协或是全国人大晋升为副国级以上干部,这些职务多半属于待退、政策咨商的性质。

也因为以上原因,海归官员当中,非中共党籍的比例很高,约占到38.4%。据统计,在副部层级中,海归官员有四成不是中共党员,部长层级中有三成,领导人层级有将近六成的比例。

晋升速度比照表

从留学目的与晋升过程比照分析来看,“交换与访问学者”晋升到副部级所需平均时间最短,约9.6年;“攻读硕士学位”与“短期进修与受训”居次;“攻读博士学位”第三;最长则是“攻读学士学位”,平均需要17.7年。

海归官员晋升正省部级职务所需平均时间也呈现类似的排序,但平均时间更长。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层级上,与前两者趋势稍有不同,“攻读硕士学位”的海归官员所需时间最短,为15.3年,其次是“交换与访问学者”,两者相差不大。“短期进修与受训”、“攻读学士学位”晋升所需平均时间分别是20.1年和25.7年。“攻读博士学位”所需时间长达30.5年。

可见,海归官员若是属于短期出国留学的“短期进修与受训”、“交换与访问学者”、“攻读硕士学位”三种类别时,他们晋升所需的平均年限都比“攻读学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两种类别短。这显示留学时间不长的海归官员甄补的机会较大。特别是对省部级海归高官而言,滞留国外时间短而精的,最容易成为省部级高官。滞留国外时间较长但专精程度较低的人(攻读学士学位),在晋升方面较为弱势。

滞留国外时间短的海归官员晋升平均时间较短是可以被理解的。他们不但已经在国内完成大学本科以上训练,又已有基本的历练。更重要的是,他们短期出国后就返国服务,对干部调度具有最高的实用性与效率。另一方面,具有博士学位的海归官员平均需要花较多时间晋升,显示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对仕途发展不一定具有加分效果。具有博士学位的海归官员不是待在高校科研机构,就是先在这些单位待过后,再凭借杰出专才直接进入副部级高官的群体,而非在官僚体系中慢慢晋升,其晋升模式与其他留学目的的海归官员有所不同。

甄补历史曲线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逐渐打开与世界的通道,急于引入西方的管理技术与专业知识。只是最初体制内还普遍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争论,弥漫着被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担忧,海归官员虽然开始出现,但人群扩大趋势和晋升通道都有所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策略被普遍接受,海归官员慢慢迎来了“春天”。

 

 

未完 详情见《凤凰周刊》2012年35期  寇健文 (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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