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共人事布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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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中共人事,乃至中国政治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换届年”三个字足以点出这一年所代表的政治意涵。从年初到年尾,各级党政系统的调整密集频仍,中央核心领导层启动了第二次规制化的代际交接,地方党政领导层完成了五年一度的制度化换届。

随着各级人事变动的展开,执政者的政策取向也出现了变化的可能。在人事与政策变动呈现“按部就班”与“继承性发展”态势的中国,2012年的中共人事布局,无疑对未来5年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地方换届

2012年的地方党委换届工作,实质上是201 1年下半年地方党委换届的延续。在经历了20多年的演进后,自1980年代以来建立的中共地方党委换届制度,已逐渐呈现稳定化的趋势。从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前一年起,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分别在当年下半年和次年上半年,分两批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党委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和中央在其他年份对地方党委领导进行的个别调整不同,地方党委换届涵盖所有省委领导职务,以副部级干部调整为主。换届过程中的人事变动的幅度更大,干部考察的安排也更系统化,因此常常是年轻干部和资历相对较浅的干部实现政治跃升的机会。

从2012年完成换届的17个省、市、自治区来看,地级市委书记仍旧是地方官员晋升党委常委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们的从政时长依年龄大小有所不同,但任职履历并非绝对丰富,大多只需经历一到两任的正厅级职务迁转。这显示中共干部的升迁仍看重“关键时点”。即两任左右的干部相对处在仕途上升期,具备一定的政治资历和冲击力,所迁转的厅级职务更可能是组织的特意培养安排。副部级干部转任省委常委的案例也在此轮换届中明显增多,从五年前的约1/3弱上升到接近1/2的比例。其中,副省长是被安排转任省委常委的首选,人大、政协副职也偶有出现。

2012年的地方党委换届中的一大特色在于省委副书记兼任政协主席模式的改变。自2007年地方党委减少副书记职数以后,绝大多数省份只设两名省委副书记,一人兼任省长,另一人则担任专职党务副书记。原先书记—副书记常委的三级决策体系,被变革为书记常委的两级体系,由此产生了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政治分工与定位问题,近两年来,省委专职副书记作为省内最重要的副部级干部,往往被安排兼任省级政协主席,形成新的任职模式。

在2012年的地方党委换届中,所有兼任政协主席的地方省委专职副书记均卸任省委领导职务,专任省政协主席。这其中不乏年富力强,政治前途明显不会止步于省级政协者,如山东省政协主席刘伟、育林省政协主席巴音朝鲁等。事实上,像兼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的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在党代会上就直接晋升为副书记兼市长,巴音朝鲁也在大半年后从省政协主席迁转回省委,担任副书记兼省长。

从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专任省政协主席的安排应并非远离政治核心,而是腾出省委副书记的位置后任干部,在省内形成书记(兼人大主任)。省长、副书记、政协主席的四极权力分布。从另一个角度看,地方政协主席被安排由政治前途更被看好的干部担任,也有助于政协工作在地方政治实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一趋势,加上地方党委统战部部长兼任省委常委的常态化,都不难看出统战工作在中共社会管理体系内日渐上升的政治分量。

地方党委换届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任取年龄规定的执行出现了更大的弹性。在之前的两届党委换届过程中,组织系统已经形成并执行了一套约束力颇强的任职年限规定。正部级领导职务的提名年限为63岁,纪委领导职务为6l岁,其他副部級领导职务为58岁。超过相应任职年限的干部会被安排或转往中央部委任职,或在地方人大政协担任二线职务。在2012年的换届过程中个,这些规定被频频突破,不少干部在超出任职年龄的情况下,仍获安排连任。

超龄延任往往是政治前途即将上升,因此就不再适用一般任职年限规定的信号。如已满65周岁的北京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不但没有退居二线,还进一步当选为市委书记。同样在浙江,65岁的省委书记赵洪祝也连任省委书记。两人分别在半年后的中共十八大上获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书记处书记,从而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与他们二人情况类似的还有在将满63岁时连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以及65岁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人大主任向巴平措。

值得一提的还有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64岁的他在四川省党代会上连任也颇出乎外界预料。但随着四川省委三号人物,省委副书记李舂城在十八大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蒋巨峰的连任似乎也透露出领导层对四川人事布局的考量。

此外,地方党委的罕方常委席位也出现了新的任职模式。上海、陕西、四川等地的军区领导在地方党委换届时受年龄限制不再兼任常委职务,又在数月后由中央另行发文任命为党委常委,成为罕见的退任后再回任的人事安排,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换届年龄规定的尊重。

新中央领导集体

作为2012年中共人事的核心布局,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经由十J\届一中全会产生。这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政治权力的第二次规制化交接。与十年前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将党务和军事两套系统的领导权同步移交给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创下权力更替的新典范。由于中共制度设置,在2013年全国人大开幕之前,胡锦涛和习近平会分别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但从实务来看,在十八大闭幕后,只有习近平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军队相关活动,甚至主持将领晋衔仪式,显见权力交接的彻底。

在其他中共领导方面,年龄仍旧是影响政治局、书记处组成人员更替的最主要因素。1945年出生的原政治局委员全数留任十八屈政治局,而除l956午出生的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之外,其他不再担任政治局、书记处职务的中共领导均为1944年及之前出生。換届年67岁留任、68岁退休的界限划分在领导层中又一次得到体现。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为上一届政治局委员,这一点也与10年前的中央领导集体交接一致。与10年前不同的是,政治局常委人数从9人缩减到7人,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分管政法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安排专门的政治局常委担任,而转由政治局委员负责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从第三代的认变为9人,被视为是政治决策集体化的表现。新一代领导集体则又回归7人制,似乎反映出对决策效率的重视。

在l1月l5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会上,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令人耳目一新,展现出与以往中共领导人不同的公众形象。和胡锦涛在此前两次见面会上简单介绍换届情况不同,习近平以相当长度的篇幅,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调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愿景。此后,他又率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把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陈列作为首次集体活动,并再次在讲话中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将其作为施政目标的重要性。

未完,详情见《凤凰周刊》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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