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科到文科 领导人学科背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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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共血统的传承与创新者

成长红墙下、锻炼大西北;毕业入枢机,历练自基层;省市扎根治理四地,传承血统创新未来。

李克强:新世代的中共菁英

法学经济学的复合型学术背景、活跃的北大团干、成长于改革年代、最年轻的常务副总理……一系列标签,勾画了一幅新世代的中共政治菁英形象。

张德江:四省历练 鲜见履历成中共孤例

在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张德江以“1992年即入中央委员会(候补)、已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并出任过四省(市)委书记”的政治资历,成为“大哥级”人物。

俞正声:望族之后 中共中坚

在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如论年龄,1945年4月出生的俞正声算“老大哥”。不过,在中共政坛上,俞正声更为人知的,是其显赫的家族背景、俞正声本人仕途上的经典经历。

刘云山:宣传主将 网络时代开新局

刘云山,这位现年65岁的中共新常委,最为引人瞩目的履历有两个方面:中共宣传工作专业化的标志性人物,网络时代中共宣传新挑战的应对者。

王岐山:个性不逾矩 临危堪大用

他,被外国同行形容为“一个很强硬的对手”; 历史专业出身的他自喻“习惯于把问题放在历史长河中分析”;他亦在关键时刻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他就是王岐山。

张高丽:转战大江南北 “苦孩子”跻身决策核心

今年全国“两会”时曾自称为“苦孩子”的十七届政治局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在转战大江南北任职后作为新晋者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于2012年11月15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从中央委员中选举产生了中共第十八届中央领导机构。由25位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中,有15人为新进入者。

在新鲜血液比例较大的特点之外,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另一特点是委员的学历较高,拥有硕士以上学历者超过半数,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达96%,其中,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和孙政才更拥有博士学历。

相比十七届中央委员约六成拥有文科教育的背景,本届中央委员中则达到了九成。在权力代际传承日益制度化的同时,治国精英的学科背景也在向世界接轨。

五名博士政治局成员的学术生涯

根据官方提供的简历,1975年至1979年,习近平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1998年至2002年,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他还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习近平的结业论文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论文后来由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成书。

这篇论文认为农村市场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包括加快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运行机制、深化农产品价格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全力提高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积极拓展农村消费品市场、尽快提高农村市场主体进入和占领市场的能力和加强政府对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宏观调控。

在这篇论文成书后,《经济日报》的一篇分析文章称,作者的研究与目前有关市场化问题研究相比,许多见解独到有新意,不仅具有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具有现实解释力。作者在书中围绕农村市场化的本质内涵,从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宏观视野,全面地阐述、论证农村市场化建设及其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运用了大量的实例和数据资料,并通过统计图表和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推导和论证,使农村市场化研究在理论上趋于系统化、科学化。作者以自己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利用丰富翔实的论据阐述自己的观点,论证严谨平实,篇章之间环环相扣,文风朴实。

习近平的论文导师是1937年7月出生的刘美,1961年毕业于当时是纯工科大学的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后来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002年,福建省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写《福建博士风采》丛书时,习近平在第一卷中发表了题为《自述》的文章,讲述了自己进入清华大学的曲折过程。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写道。“从政近20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章中,习近平还回忆了自己险些因“出身问题”被取消上大学的资格。“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渴望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 ‘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李克强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北大法律系学生,他的本科论文是《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除本专业站在前沿之外——据在北大读书时的同学介绍——李克强在法律专业学习时就表现出了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

最终他于1988—1994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和第一书记时如愿以偿,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进行经济学专业的在职研究生学习,先后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李克强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导师是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萧灼基。这篇论文挑战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二元结构”的观点,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和当时李克强两位同学——日后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的孟晓苏的硕士论文,一起被经济学家厉以宁编入了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的学术文集。

厉以宁教授还将该书的结束语冠以《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的标题,该题目也是该书所有论文的结论。厉教授在结束语中讲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可能成为制止经济改革事业前进的障碍”,“改革是不可逆转的”。

文集出版的时间是1991年8月,那时邓小平还没有南行。当时,这种“市场取向改革”的声音遭到了保守人士的指责。随着南巡讲话发布和十四大上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提出,那一代青年学人的压力才骤然减小。继续启动的改革事业如今已过去了22年,实践也证明了他们的正确。

李克强的硕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总计18页。后来获得了中国内地经济学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事实上,李克强的博士论文题为《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李克强学科专业为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位授予单位为北京大学。

李克强论文的导师是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专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吴树青教授。1989年8月,他从人民大学排名第四的副校长调任北大校长。此后研究邓小平理论,主编《邓小平理论概论》一书。

刘延东在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82年开始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直在团中央工作到1991年。1991年后转入中央统战部工作。繁忙的工作之余,刘延东从1990年到1998年,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职硕士学位和吉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刘延东的博士论文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中国的政治发展》,这篇长达230页的论文的导师王惠岩,在1983年创建了政治学科在大陆恢复以来的第一个政治学系,因此学界有人称王惠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与之类似的还有李源潮。新华网上给出的资料显示1995年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副组长的李源潮,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部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学习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其博士论文《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生产的若干问题》封面上则印有“学位授予日期1998年”,那一年李源潮任文化部副部长。

李源潮博士论文的导师是江流教授与沈宝祥教授。江流是中共老党员,1938年即参加革命,1949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长,1988年到1993年任社科院排名第四的副院长。李源潮之前的学历比较丰富,“文革”中后期曾被推荐到上海师大念数学专业,高考恢复后,又考上复旦数学系,后来在职获得了理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李源潮在获得横跨三个学科学历的同时,仕途也蒸蒸日上。

而孙政才的求学道路迥异于上述四位政治局委员,在34岁前一直从事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被认为是甜玉米专家。对孙政才而言,199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不仅以《冬小麦-夏玉米两茬间光热资源配置及肥料合理运筹》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利用科技干部到北京区县任职的机会,进入政坛。

除孙政才外的25名政治局委员中,凡有在职学习经历的委员,无论本科时学的是理工科还是文科,在攻读硕士、博士时,都无一例外选择了人文社科方向,而在学校和学科选择上普遍倾向于党校和经济管理专业,导师也大都选择研究马列出身的理论专家。

从工科治国到文科治国

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可以称得上是革命运动型官员,以十二届中央政治局为例,25名委员中,只有1人有留学苏联的大学学历。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共选拔出来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其之后的党政干部,以理工科出身为主。这些干部大多在文革开始前进入大学,改革开放开始后已经工作多年。十四届中央政治局中60%的成员毕业自工科;十五届政治局常委成员除李岚清毕业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外,都是理工科出身;到十六届时,达到了政治局常委全部自工科出身的顶峰,“工程师治国”已是此时高层政治生态中最真切的状态。

而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迁,对走出前现代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经济、社会管理层面等更高的要求,所以组织部门对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相应变化。

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中文科出身的委员达到10人,占所有本科以上学历的43.4%,工程师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从那时起就发生改变。而孕育日后几届领导集体的省部级层面,改变发生更早,在2003年两会后文科出身的一把手已占据多数。而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中,有文科学历背景的委员达到17人,占68%。

此外,1950年代生人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更有在求学时代遭受文革冲击的特殊经历。所以他们格外重视77年以后恢复的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所赐予的机会,如李克强、李源潮、王沪宁、胡春华、赵乐际等人,含金量很高的高等教育文凭,成为仕途胜出的利器。

而对高考恢复前就已工作的“45后”官员,尤其是已经上升到中层以上干部,也面临着激烈竞争,为了能够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获取更高的文凭,同时也能兼顾工作,他们纷纷选择了在职攻读学位。甚至有领导人曾经出国担任访问学者,如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就曾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访问学者。

在职学位,以及整个中国的转型,造就了今日的高层官员多为公共治理型学历的现象。2009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员李成在预测中国新的政治精英时说:“在今后10年,拥有法学或政治学的学历,是成为有抱负的政治领导的重要资格。”在2012年时,李成又说道“我乐观地预测,再过5至10年,受过优质海外教育的海归群体或许也将进入中国政府高层,其占总人数的比例会比现在有所增加。而这还不包括参加过海外短期培训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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