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国家物资储备体系调查

大陆国家物资储备体系调查

与中储粮直属库大火相隔仅一个月,今年7月1日,中储棉山西临汾侯马代储库采购供应站露天堆放的棉花垛又因雷击引发火灾,导致2.46万吨棉花全部烧毁。

由于中储棉与中储粮两家公司无论从性质、作用,还是运作体系和管理等方面都如出一辙,两起重大火灾的先后发生,除了引发人们对国有仓库的管理漏洞的反思,还让人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当今大陆到底有多少种物资建立了国家储存制度?这些储备有必要吗?

如果说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是为了应对战争、灾难、饥荒等事件,那么政府在建立商品物资国家储备制度时,考虑更多的是稳定市场、调控物价。然而,在各行各业都在实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潮中,此举难免有逆向操作的嫌疑,其对市场的影响有多大,也值得商榷。

炒棉亏损的中储棉

2003年3月成立的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也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政策性公司。其运作和管理模式与中储粮极为相似,肩负着调控棉花市场波动、稳定价格、保护棉衣利益等任务。同时也是国资委下属的大型重点国有企业,肩负着国有资产增值的任务,需要自负盈亏。

自1998年棉花流通开启市场化转型后,政府开始像谋划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改革一样,谋划棉花储备改革。在2000年中储稂成立后3年,中储棉应运而生,注册资金为10亿元。

与中储粮的运作模式基本相同,按照国务院要求,中储棉应该在棉花供大于求、棉价走低的时候,通过其分布于各省市的直属棉库,以保护价收购棉花,储存起来。到棉花供不应求、棉价上涨的时候再投放市场,抑制价格波动,维护国家纺织业稳定发展。

然而,由于双重身份定位,盈利的冲动令中储棉兹一成立,就偏离了预定轨道。翌年被媒体曝光的炒棉巨亏丑闻,成为中储棉至今洗脱不掉的“污点”。

2003年9月,农业部发布了一份大陆棉花市场形势的分析报告,认为受不利天气等影响,当年棉花将出现减产。与此同时,中国棉麻流通经济研究会、中国棉花景气报告等也作出类似判断。大陆立即出现一股炒棉热潮,棉价很快由1.2万元/吨上涨至1.8万元/吨。

原本在此时,中储棉应该加大棉花的市场投放,平抑价格。但是其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也加入了炒棉队伍。据大陆媒体《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从当年10月起,中储棉利用手中的棉花进口配额,以1.6万元/吨的价格进口25万吨棉花储备起来待价而沽。据估算,以当时市场情况估算,此举至少可令中储棉获利5亿元。

然而之后一个月,发改委连续增加了100多万吨棉花进口配额,明显地增加了供应,导致从2004年3月起,棉价迅速走低,至2005年1月最低时,已经不到1.2万元/吨。事情的解决方法是,国家相关部门最终决定以1.312万元/吨的政策价将这批棉花收购。

虽然中储棉至今没有公布损失金额,但是据保守估计,扣除部分订棉后因价格走低而未提货的企业的违约金,中储棉损失至少为3亿元,约占其注册资金的1/3之多。

业内人士认为:中储棉没有按照要求对棉花市场调控,反而因炒棉令国有资产蒙受损失,可以称得上是现行国储制度弊端的典型,根源就是储备与经营不分。

另一方面,中储棉也没能实现保护棉农利益和种棉积极性的目标,自其成立至今的10多年时间内,棉花市场多次出现过山车式大波动。2008年,在新疆由于收购价大跌,棉农收入甚至不及拾花工。而2010年棉价疯涨后,201 1年棉价再度暴跌,当地棉衣收入仅为前一年的一半,部分棉农考虑放弃种植。

无法平抑“猪指数”的中储肉

大陆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对肉制品进行储存,不过,在计划经济年代,肉制品的储备与市场以及百姓生活的关系并不密切,所以也少为人知。

2004年,在大陆通胀大环境下,受多种因素影响,猪肉价格出现大幅上涨,较上一年增幅超过40%。作为大陆居民最为主要的肉食种类,这样的涨幅引发社会不安。在此背景下,新的国家储备肉制度开始运行。

新的国家储备肉制度分为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两级储备体系,商务部负责中央储备肉的行政管理,地方商务部门提供支持和配合。执行者则是大陆商品流通领域的龙头国企华孚集团下属的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具体包括储备肉的收购、加工、库管,以及对下属加工企业、代储企业等的监督检查。同时享受国家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

国储肉分为活体储存和鲜肉储存。活体的储存在各个签约的养殖基地等,而鲜肉的存储则选择大中城市交通便利的地区,目的是可以实现及时的收储和投放,维持物价稳定。

虽然每一年春节前夕,各地都可以看到国储肉加大市场投放,维持肉制品供应和价格稳定的新闻。然而,10年来猪肉价格的变动,才是这一储备体系对市场影响力的验证。

2007年至2008年,猪肉价格出现了较2004年更为剧烈的一轮上涨,全年涨幅超过50%,2011年,猪肉价格再度刷新最高纪录,当年6月,猪肉价格又上涨了57.1%,为同期CPI的上涨贡献了1.37个百分点。

国家储备肉没有令猪肉价格平稳,令这一国储制度备受质疑。然而,目前大陆猪肉消费总量达5000万吨以上,而一般来说,各城市国储肉年储量为数千吨,全部加起来约10余万吨,其比例注定不可能对市场产生决定性影响。

而成本过大,则是国储肉制度广受诟病的另一原因。由于肉制品的存储要求严格,所以存储成本也较高,且肉制品的保质期相比粮食、盐、糖等更短,所以要密集轮换。按照商务部、财政部2007年联合发布的《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承储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储备肉轮换。冻猪肉原则上每年储备3轮,也就是每轮储存4个月左右。轮转带来的巨大物流成本,也转化为储备公司的经营压力。

还有业内人士对媒体透露,为了调控市场供需,国储肉同样要求旺储淡销,按规定在供给过剩时收购的猪肉,遇到市场货源丰富、肉价偏低时,不能投放市场,所以储备肉中超过规定期限仍未出库的情况时有发生,直接造成了浪费。

目前来看,国储肉产生的正面影响仅仅是,通过不断发布收购和投放的新闻,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以此影响市场走势预测,最终影响到价格。

不断增加的储备新成员

事实上,除了国储棉、国储肉等比较常被提及的以外,还有大量商品被纳入国储体系内。2012年9月13日,商务部部长姜增伟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表示: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粮棉油肉糖等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制度,其中,列入商务部应急数据库的商品59种,联系企业将近2000家,应急投放的网点达到8000个。 

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商品国储制度建立是2004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中宣部、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等15个部委局联合发布《关于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的通知》,将食盐、粮食、食用油、食糖、肉类、边销茶正式列为需建立国家储备制度的人民生活必需品,至当年年底,上述六类商品的国储制度便已开始运行,模式仍脱胎于中储粮。除此之外,其他以国家名义建立起储备制度的商品还包括药品、烟叶等。虽然大陆在国家储备的规模和数量等方面—直保持神秘,但是从相关决策机构的庞大程度仍可以看出,北京方面对国储制度的重视程度。

与国家物资储备局主要储存能源、矿产等战略物资不同,商品国家储备制度的操盘手包括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等。

有学者分析:由主管商业经济和贸易的商务部作为商品国储制度的决策者,显示了政府欲利用此制度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而作为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主管部门,农业部的积极参与更是其希望施展对农业发展影响力的表现。

各行业内据垄断地位的国企、大型企业也是国储制度的支持者。一旦成为国储制度的执行者,就可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以及优惠政策,而收储与经营的双重身份则意味着可以从市场上分得一块大蛋糕。

例如,2009年4月,有媒体报道,中国将建立化肥国家储备制度。在此之前,化肥储存一直实施由流通企业在淡季进行收储的商业存储制度。

此国储制度的幕后推手之一,被认为是中国农资集团,这个全国性的集生产、流通、服务为一体的专业经营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型企业集团。

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曾评论称:这意味着一旦“中农”承担起国家化把储备的任务,其仓储资产和仓储能力将有望得到国家财政资金的扶持,迅速做大。而对中农在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的800多个农资配送中心和18000多个农资连锁经营店而言,则意味着价格和数量更加稳定的产品来源。

果然,经其参与推动的化肥国储制度建立后,来自中农集团网站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集团总资产为300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超过720亿元,化肥等农资销售量达2500万吨以上。每年平均承储国家化肥淡季储备量的约20%,以及全部的国家化肥、农药救灾储备。同时被国家赋予具有调控化肥市场、落实惠农政策的职责。

至于各行业内的协会、研究机构,也希望通过推动国储制度建立,一方面可以扩大在业内话语权和影响力,一方面助其下属的经营业务获利。

其中,1989年成立的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是由全国农副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领域的相关企事业单位作为会员参与的、国家一级行业性商会,现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共有正式会员单位500余家,包括全国范围内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国有蔬菜公司、冷藏加工运输企业、零售商场等。

自2010年以来,该协会一直在推动扩大国储蔬菜的种类,多次公开建议将大蒜、蒜薹等大宗蔬菜商品纳入国储菜队伍。其动力显而易见。

计划经济思维惯性难改

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大陆民间赞成高储备的主要原因之一则是,长期以来大量专业机构和主流媒体宣扬的“大国、强国都重视储备”的说法太过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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