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死刑犯器官移植演变史

image

“今天上午刚发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死刑执行。本周最高法院联系省高院一起已裁定的死刑复核准备再研究,而中院没有通知亦没有安排亲属临别会见,即迅速执行了。原因就是(已经)让死囚签订‘自愿’捐献器官,怕影响了器官质量,执行在医院进行的。”

12月6号,北京一位刑辩律师的微博引发网络极大关注,名为韩冰的北京律师在微博上称,这是一起他自己办理的案件,只是事情突然发生,等亲属料理完后事后他们再向最高院讨说法。韩冰微博中最末的一句“执行在医院进行的”,令很多人感到震惊和愤怒,作为同行的深圳律师梅春来评论说,这是司法的伦理彻底破灭。

韩当事人被摘取器官的原因和程序语焉不详,令人生疑。凤凰周刊记者12月中旬联系到北京的韩冰律师时,韩律师显然受到某方面的干扰,他不作答复,便匆忙挂断电话。

迫于人权组织压力、国际医学界的封堵和国内民众的质疑,当局一反常态,近年来,多次承认内地器官移植来源大多来自死刑犯的事实,同时试图建立一条根植于大众的透明公开的器官捐献分配体系,摆脱被动局面。就在韩冰当事人被摘取器官前约2周,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还高调向媒体估测,将在1、2年内摆脱对死刑犯器官的依赖。

而韩的当事人——那位在特殊场景里被执行死刑摘取器官的死刑犯,为卫生部高官乐观话语打上了巨大的问号。

“没有器官,就没有移植。”数十年来,流行在器官移植界的一句话印证了内地器官移植术和器官移植市场蓬勃发展,依附在死刑犯器官主渠道上的这条生态链已枝繁叶茂,医生、法官、器官中介等各方利益犬牙交错,无论政府颁布条文法规的“急刹”,还是平常抽查整顿的“点刹”,都不能让这条贪婪的黑色利益巨龙在惯性的轨道中停下脚步。

移植医生们的请求

从江南老家返回武汉一段时间后,夏穗生老人还始终处于莫名兴奋中。12月初他受南方一家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之邀参加院庆会。夏穗生在内地器官移植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成为移植界公认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这亦算是省亲之旅,89岁的武汉同济医院退休老教授1924年出生在浙江余姚,其后辗转到湖北武汉工作。夏穗生记得,自己从事器官移植研究始于文革大跃进时代,尽管当时社会经济浮躁风炙热,但夏所长的同济医院院长还是积极鼓励以夏为首的中青年医生的器官移植试验。“刚开始是在狗身上做临床试验,前后用了130条狗,狗身上的器官移植试验有信心了,才敢于临床应用。”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器官移植研究以动物实验为主,夏穗生是领军人物。他回忆说,因为当时器官移植技术刚起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又很难接受肝肾移植,活体肝移植很少,大多数的临床试验只能从跟人体器官功能构造相接近的狗等动物身上获取。

受世界器官移植术连获诺奖鼓励,从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中国内地开始了器官移植实践。1972年,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了国内首例活体肾脏移植,受者存活1年以上,后因肝炎死亡。5年后,上海瑞金医院林言教授等开展了国内首例肝脏移植,这也是亚洲第一例人体肝脏移植。

但因为设备的限制、免疫移植的限制,初期的器官移植效果不是太好,有18个单位完成了57例人体异基因肝移植,但八成以上的病例死于术后3个月,众多国内移植医生垂头丧气,器官移植差不多停顿了十多年。

夏穗生肝移植试验做到第3例时,患者存活期达到264天,创中国的新记录,该记录保存了十多年才被人打破。夏的肝移植技术从来不用转流,而国外肝移植专家通常都须如此(肝脏内有很多血管,肝脏切除后,须把肝脏内的血管堵塞后,使得全身的血液循环不断),因为夏穗生手术比较快,快切快植,短时间内对肝脏影响不大,但存活期与世界水平相比,没有差别。

“东有郑树森,南有黄洁夫,北有沈中阳,西有严律南”,1990年代起,随着免疫抑制剂环孢素的推广使用,国内器官移植术逐臻成熟,形成了知名器官专家领衔、大批老中青搭档的器官移植群体。

但其时夏穗生所在医院器官供体稀少更为凸显,亲属活体移植更是少之又少,对于有限的社会供体,“做移植前,医院通常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积极的移植研究学者们开始把目光投向监狱内的死刑犯们,他们提出了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要求。“目的是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移风易俗。”

“严格保密 注意影响”

内地司法机构诸部门于1984年通过一项“暂行规定”,允许医疗科研部门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者尸体器官。这项名为《六部委共同发布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者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是目前关于尸体和尸体器官利用之最直接、最重要和最权威依据。

该规定,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要求必须按照刑法有关规定,“用枪决的方法执行”。执行完毕,经临场监督的监察员确认死亡后,尸体方可做其他处理。但死刑犯供体的前提是:尸体是无人收敛或近亲属拒绝收敛的,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经死刑罪犯亲属同意利用。

但“暂行规定”中对死刑犯器官或尸体的身后摘取使用没有明文要求对方出具书面协议。当时规定,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取得程序,由人民法院通知卫生部门,由卫生部门同近亲属进行协商,看是否能否达成书面协议;书面协议包括尸体利用范围、利用后的处理方法、处理费用和经济补偿等。

“早期,政府考虑不全面,国家相应的法律也不完善,在死刑犯身上取器官并没有规范的程序以及签署意愿协议。”南方一家综合医院的器官移植医生俞军说。这是以后众多的死刑犯器官被偷摘或买卖传闻的法规漏洞所在。

有的地方法院与死刑犯或家属达成书面捐赠和补助协议,协议备档,但很多因法无明文要求,仅据犯人口头表述,便认其认同捐赠——死刑犯在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前,一般会询问身后的遗嘱要求,其中包括其自身器官及尸体捐献,没有持反对意见、事先配型成功的身后便会被摘取器官。

留在法院的死刑犯的捐赠细则文书一般也不轻易示人。北京朝恒律师事务所边书坤律师说,当年我的那个当事人只是说签了器官捐献协议,以后会给家属3万多元,至于具体捐献哪些器官他并没有说,我也不清楚。

尽管说政府允许“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但让人质疑的是,该暂行规定中诸如“在严格执行法律规定、注意政治影响的前提下,可以利用死刑罪犯的尸体或尸体器官”、“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要严格保密,注意影响,一般应在利用单位内部进行”等规定,无人联想到,这仅仅是一次医学器官摘取行动。

而在器官供体摘除、来源、使用、运输、保存等方面,规定经执行死刑的法院同意,可以允许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

在汉族地区原则上不利用少数民族死刑罪犯的尸体或尸体器官。死刑罪犯执行后的尸体或火化后的骨灰,可以允许其近亲属认领。

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这项暂行规定,从执行到2007年逐渐被《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替代,历经有20余年。

谁掌握死刑犯器官

器官移植术稳定后,供体来源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也概莫能外。公开的资料数据显示,与国外相比,中国待移植病患和能幸运接受器官移植的比例为100:1,每年有十几万器官终末期衰竭者在等待中死去。

死刑犯的器官供体很快令医院看到了好处:近乎无偿的取得,大多年轻健壮,相对脑死亡或心死亡供体,取器从容,且不用有后顾之忧,担心供体后续健康问题。拿到捐赠同意或偷偷摘取的这些死囚的器官很快会被高价买走,移植于奄奄待毙的受体人,这些获得新生的病患家属可能是来自海外的病人,大陆的有钱生意人、明星和中共官员,还有少数是倾家荡产的普通病人。

对医疗机构来说,器官移植领域是个巨大的产业。内地移植器官的病患每年仅免疫抑制药物的花费就超过10亿美元,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年收入十万至上百万不等。在一家医疗机构换肝失败的病患家属张女士自曝:在她母亲移植过程中,包括移植主刀医生、护士长、重症监护室主任在内,向其索贿2万余购物券等财物。

最大的疑惑还在于肝源。张女士在其妈妈住院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和主治医生谈话问尸肝何时可以等到?对方总是说尸肝很少,要等很久,“还说我妈妈病情不能拖下去,建议我们做活体肝移植。”张女士说,我们亲属没有可以捐的,对方说他会叫一个朋友和我联系,后来了解那个朋友是移植中心的活体肝源中介。

主治医生还告诉张女士,器官供体资料可以做一套假的,说中介会帮安排好的。在移植中心和中介的帮助下,一个河南的小伙子愿意卖肝,“中介收取我们23万,资料是以表弟(我妈妈的侄子)的身份做的。”张女士妈妈的实际供体是河南的小伙子,现在她们还在保持联系。供体移植资料是假的,医院的道德伦理委员会居然可以通过,后来张了解到“这是医院器官移植行业的潜规则”。

在目前的器官移植领域中,医疗机构医生既担任器官移植供体中介,又担任器官移植实施人和诊疗护理多重角色,责任叠加难以分清,且监督有限。单就器官移植本身,器官供体来源、分配、保存与走向等内容还仅限于医疗机构内部掌握,供体的不公开、不透明难以保证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合法。

广州律师宋儒亮说,在器官移植过程中,器官移植术的专业性、移植供体的稀缺性、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不透明,都决定了器官移植供体方和受体方只能处于配合和接受的地位,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居于决定和主导地位。

死刑犯捐赠的尸体或器官既是医院无忧的优质供体资源,都想获得,但决定供给的是上级卫生主管部门。死刑犯的器官资源一般统一由法院委托市或地区卫生局负责安排,根据需要的轻重缓急和综合利用原则,进行分配使用,大多时候,除了某家医疗机构有独特领先的移植技术设备条件,器官的获取需要“根据各家的公关能力去获得。”内地知名的器官移植专家陈忠华曾向媒体披露。

谁能够掌握器官供体源,谁就可以控制器官移植的全部,“不仅可以掌握器官移植供体出处,而且也可以让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途径、费用、分配和使用等情况被限制在一个行业、团体或机构之内,利益也在行业、团体或者机构内发生再次分配。”一位资深的器官移植医生称,死刑犯器官移植捐献中,法官、医生、中介等早构成坚实稳健的产业链条,轻易难以打破。

尴尬遇阻的注射死刑

上述资深的器官医生特别怀恋,内地从1983年到2002年期间,那是死刑犯器官资源利用的黄金时期。其时正逢中国政府开展三次大规模的严打专项斗争,这三次严打枪毙的人数外界至今不知道,但绝对数超过平常年月。

特别是第一次“1983年-1987年的”严打称得上是“滥杀”,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大批现在看来罪行轻微的犯罪被推上刑场,当局后来的严打就改“从重从快”为“宽严相济”,一直到“少杀慎杀”,“疑者不杀,杀者不疑”。2003年以后,再没有这样规模的严打。

在三次严打期间,内地器官移植例数也逐年增多。如凤凰周刊记者查阅2000年至2003年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肝、肾移植技术情况汇总表可以发现,以天津为例,肝脏移植总数从2000年的67例到2003年的258例,肾脏从98递增到248例。

内地的器官移植术亦进入世界前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的还有中国从1997年开始尝试以注射死刑,以遵守联合国关于“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的人道主义精神。

执行死刑方式由枪决改为注射被认为体现了国家的文明程度。某高院法医介绍,过去行刑队执行的枪决往往选择心脏为射击部位。射击心脏时,由于犯人紧张等缘故,心脏收缩,位置可能偏离,给枪决带来难度,并且死囚可能要较长时间才能死亡,实践中补射多枪现象也并不鲜见,而这无疑增加死囚受刑时的痛苦。改为射击头部,减轻了犯人的痛苦。

还是会有争议产生。同样默认医生从自愿捐献器官的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台湾地区在2002年被迫修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器官移植医师们为了器官移植医疗的黄金时期(一旦器官捐赠者呼吸、心跳停止时间久,摘取尸体器官会无效,如要取得合格肝脏供体,摘取必须在器官捐赠者心脏停跳3至5分钟内完成)在死刑犯头部中弹伏地后(脑死亡,心肺还在短暂跳动),贸然进行器官摘除和移植,从而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谴责。

台“法务部”只得修正执行死刑规则,单方面规定枪毙超过二十分钟后,方可移送医院摘取器官,台负责人体捐赠的官员甚至建议恢复枪击犯人心脏的做法。

2001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采取注射方法执行死刑工作会议,决定在中国全面推行注射方法执行死刑。许多死刑犯纷纷申请执行注射死刑。在征求待决犯的意见时,99%的死刑犯及其家属自愿接受注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这种文明的死刑执行办法并未全国推广,不在于有关媒体报道的注射死刑成本大、投资高,而主要障碍在于如果推广文明、科学的注射方法执行死刑而使死刑犯捐献的尸体器官不能再被使用,因为尸体器官内会存在致死药物残留而不敢用于器官移植,注射死刑据说只对级别较高的贪官、富贾施行,而对罪大恶极的刑事犯仍然使用受到指责的枪决方法。

在文明死刑方法选择和器官留用这道选择题前,法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中国政府允许死刑犯的器官捐赠自由,司法机关自当尊重死囚的这种权利,并全力维持既有的利益格局。

政府的态度转向

死刑犯捐赠器官或者尸体行为尽管由来已久,但在官方层面,这是一个长久沉默的禁区。长期以来,关于内地死刑犯器官移植供体来源问题的争议焦点,是死刑犯是否自愿提供,一般民众知情甚少,也鲜见官方权威解读。

2001年,大陆叛逃美国的军医王国齐在美国国会的国际运作及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出庭作证,称中共有组织摘取死囚器官贩卖活摘器官。就王国齐的证词,2001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说:“中国严格禁止买卖器官,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是人们自愿捐献的。”

尽管2005年,著名的肝移植专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全国器官移植会议上首次承认,中国的移植脏器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刑犯,但次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仍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即使是黄洁夫的卫生部同僚、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当时回答记者提问时,也用惯常的官方外交语言否认:“一些境外媒体蓄意编造中国从执行死刑的犯人身上随意取出器官进行移植,这是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海内外舆论,是别有用心的。”

黄洁夫在2009年后多次公开承认中国传统的器官移植来源是死刑犯,但黄认为中国的死刑犯器官捐献遵守自愿捐赠的原则。中国是个死刑大国,国际社会因为对死刑犯器官买卖和移植信息的关注质疑,使得中国的器官移植术无法与国际正常交流,死刑犯器官移植亦常被海外人权组织诋毁人权污损中国形象的说辞和道具。

“承认也是转变的开始,器官移植会慢慢向透明公开发展。”黄洁夫的朋友、同为著名器官移植的夏穗生教授告诉凤凰周刊记者,黄洁夫不仅是卫生部高官,也是个坦诚实在的科学家,黄的努力是想使中国的器官供体来源逐渐跟国际接轨,供体来源跟国际接轨,那国际社会就接受我们了。

变化从黄的首次公开发言后产生,“大约从06年之后,死刑犯开始真正拥有器官捐献自由。”一位不愿具名的器官移植专家称,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七条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死刑犯虽然被剥夺政治、人身权利,但作为公民尚有支配自己身体和器官的民事权利,因而无法剥夺,“最关键的是,人体器官捐赠供体必须签署自愿捐赠的纸面文书,”医院也须对合法移植脏器来源上报卫生部的器官登记系统,上级单位可循此倒查追责。

2007年1月1日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从省级高级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导致死刑犯案例下降。从2007年开始,内地各大移植中心器官出现短缺亲属间的活体移植成为另一种器官来源,捐赠人数慢慢增加,如人民网报道,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7年完成了84例亲体肝脏移植手术。但与此同时,器官地下买卖黑市开始涌现。

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都要作为犯罪行为来加以惩处。毫无疑问,这里的保护对象也包括死刑犯。

惯性的依赖

中国内地到底有多少死刑犯器官被用于捐献,详细数据因官方不公布死刑犯人数,无法精确统计。一位在河南省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推算,在非严打的年份,河南省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在500人以上,严打的年份更会高达 800人左右。他说,据此类推,中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大约在1万人左右。

有人士根据卫生部官员提供的概率分析,在2000-2002年间,内地器官来源95%以上都是死刑犯,2008年后器官有60%左右来自死刑犯。

“作为一个移植科医生,他的成长必须经历从死刑犯身上取器官。”一位资深器官移植医生在跟本刊记者采访中的谈话也许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他表示中国每年都有2—3万人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因为肝脏捐献者很少,接受手术的只有三四千人,目前他所在医院还有20多人排队等待肝脏移植。“器官供需关系不平衡,存在有很大的缺口,但是这个缺口又不像商品买卖,可以马上生产填补。”

该医生介绍,肝移植手术中肝脏来源分为活体肝和尸肝,他所在的医院从2000年开始实施肝脏移植手术,2007年至目前完成的1200例肝移植手术中,300例是活体肝移植,其他的900例都是尸肝。同时尸肝的来源也分两种,一种来源于死刑犯,另一种来源于DCD即人体心死亡捐献。

从今年完成的肝移植手术数据来看,手术总数为129例,其中亲体移植占了5或6例,DCD心死亡捐献的有36例,剩余的87例手术肝源来源不言自明。这位医生所在的医院代表了内地器官移植的先进水平,从其器官供体来源不难分析,死刑犯捐赠的器官移植仍占了大部分。

“现阶段,在尚未摆脱死刑犯的器官依赖的情况下,可暂时建立一个死刑犯的器官捐赠细则来过渡,以公开规范和保障这部分特殊人群的民事权利。”自言在内地器官移植界是不多的直言者的器官移植专家陈忠华曾表示,但陈关于死刑犯器官移植的一些言论,很不受他所在单位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待见。

在中国内地,能否开展器官移植术或成功开展了多少例器官移植术,是衡量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整个医疗行业中学术地位、水平、实力和荣誉的一个标志。媒体多数报道移植成功案例,很少关注供体来源、人权、受体昂贵的医疗费用开支、移植失败案例的痛楚。器官移植本身巨大的产业链裹挟着各种势力每日向着惯性的轨道行进。

在死刑犯器官移植逐渐走上合法轨道后,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猖獗,内地近年来多地破获几起大的器官买卖团伙案件。最近判案的一起发生在杭州的供体器官黑市买卖,团伙数名为首分子领刑。隐藏在器官黑市买卖背后的为贩子提供配型等服务的医院常不被追责。

在官方层面,作为未来死刑犯器官捐献体系逐渐退出的替代,中国内地自2011年3月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同时正在全国一半省市试运行新的器官捐献体系。新制度包括电脑化管理分配程序,提供更快捷、更公平和更透明的器官分配。

卫生部高官表示,明年春节后,中国将在全国铺开器官捐献分配和共享系统。而乐观的估计是,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将在一至两年内取消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不过新的挑战很快将发生,谙熟中国医疗界情况的一位医生称,因为中国特色国情,很难避免富人和官员不插队。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fengmiangushi/2411.html【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

    关于凤凰周刊 |广告服务|订阅凤凰周刊 |配送方式 |付款方式 |联系我们 |邮政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