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恐怖袭击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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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具有政治图腾意义的敏感之地,“10·28恐怖袭击”正值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事发当日上午,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在人民大会堂集体出席全国妇联大会,距离出事地点咫尺之遥。此次事件时机和地点可谓十分敏感。

北京即时进入紧张状态。事发当天,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份署名北京治安管理总队的协查通告,要求各家酒店协助指认可疑客人,以及早至10月1日以来目击的“非法车辆”。

“10.28”阴影还没有消散,11月16日,新疆又再次发生恶性暴力袭击事件。根据媒体公布的信息,当天下午,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袭击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致使两名协警牺牲、两名民警受伤。暴徒被全部当场击毙。这是7个月内巴楚第二宗暴力恐怖袭击事件。7个月前的4月23日,新疆喀什巴楚县15名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在发现多名携带管制刀具的可疑人员后遭袭杀,警方共击毙6名暴徒,抓获8人。

新疆对暴力恐怖事件的处置,显示当地政府对暴力袭击毫不手软的强势态度。张春贤人疆主政后,在大力发展当地经济、改善民生的同时,亦着力建设常态化预警和应急措施,以及扩充维稳队伍。目前,新疆全区均按区县、街道(乡镇、管委会)、社区(村)不同标准,组建了不同级别的专职防控服务队,构筑了网、格、点交织的县(市、区)防控网。防控服务队以公安、协警与社区工作人员为主要力量,依托社区警务室、岗亭和流动警务车,整体联动,快速反应,确保突发事件发生两分钟内即可赶到现场。

除了一些常规化举措,在非常时期,新疆还会派遣少数民族高官直接参与一线反恐维稳。今年7月,50名正厅级官员被紧急派往“敌社情复杂的重点乡镇”,这些官员只允许配备一名助手。从今年7月开始,这项工作将持续三年。区别于以前的综合维稳整治机构,工作队被着意添加了“服务群众”的前缀作为名称。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位官员透露,工作队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要督促当地官员注重民众诉求,改善社会治理方式,避免因偶发冲突导致极端事件。

而“十户联防、群众联保”这种过去中共群众工作的常见措施,也被运用到新疆维稳工作中。尤其在暴力恐怖事件多发的南疆地区,社区干部经常带上一名十户长(即每十户选出的一个负责人)和一名协警带队在社区走访,以人为单位,实现对社区“网格化”覆盖和24小时动态、全方位管理。

更高规格的副省级督察组也曾专程赶赴南疆,7名带队领导均为维吾尔族高官。新疆党委政府专门听取督查组反馈意见后,决定向这些重点乡镇长期派驻20个工作队。工作队成员来自自治区各职能部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统战、民宗等部门,住村入户。

有观察人士认为,新疆政府的各项预防措施和社会管理在南疆地区尤其细密,使得恐怖袭击难于策划和实施,恐怖事件发生地出现了转移。今年6月26日,一起造成24名民众死亡的暴力事件就发生在东疆鲁克沁镇。

中国反恐升级?

鲁克沁镇距离吐鲁番鄯善县城仅45公里,曾是东疆绿洲上最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镇民生虽算不上富裕,但远较南疆地卅隋况为好。唯一与南疆相似的是,这里传统的维吾尔和伊斯兰文化氛围浓重,距离鲁克沁镇不远即是“中国的麦加”吐峪沟麻扎。在中国警方发布的“10.28”犯罪嫌疑人协查通告上显示,42岁的玉苏普·吾买尔尼亚孜的户籍即为吐鲁番地区鲁克沁镇。

有反恐专家分析,鲁克沁镇显示出在东疆地区出现极端分子活跃的迹象,除了因为在南疆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难度加大,亦有宗教极端主义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加速传播的因素。有学者认为,新疆的恐怖袭击事件有升级趋势,袭击对象从主要针对在疆汉人,到包括政府部门、公共区域、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具有政府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所,不分维汉。

而“10·28”事件的发生,亦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暴力事件由新疆向内地蔓延。业内观察人士担心,相比新疆训练有素的反恐体系、实战积累的反恐经验内地主要针对访民和群体性事件的维稳体系,不足以应对极端势力的暴力恐怖袭击。

有消息称,中国政府已多次派员去以色列学习反恐经验和应对骚乱的技能,中国第一部反恐法案也正在制定当中。有熟悉国际反恐法案人土认为,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专门立法促进反恐怖工作的开展,借鉴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经验,中国反恐法案应包括对境内外任何支持恐怖主义的个人制裁,对确认组织的恐怖袭击幕后组织者全球跨境追捕,明确对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的揭发奖励制度及保护证人制度等内容。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该机构引发境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多数分析人土均认为,中国边疆安全事务和反恐都将纳入“国安委”的工作范畴。

警惕“排维”浪潮

尽管在历次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中国政府尽可能回避提及维吾尔族,但无论在新疆还是内地,维吾尔族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时感到被“区别对待”。成都一位署名“小太爷—埃克”的维吾尔族青年,曾以长微博形式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每一次他从成都机场坐飞机回乌鲁木齐,都会遭遇单独“专属特例”的检查,而安检员的眼神让他感觉,他从来就不是一名中国人,因为安检和特警给他们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双号”。2006年,在昆明火车站他曾被叫到一个屏障后面脱裤子检查。同一年他去上海参加一个选秀比赛的时候,已经进入全国总决赛的他想趁休息时间到网吧上网,结果网管给他的回答是:不接待新疆籍人士。这些遭遇显然令他隋绪激愤,他怀疑地问,国家真的有把我们当一家人看待吗!

“10·22”事件发生后,这种“区别对待”扩大到持有新疆身份证的民众。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汉族女孩即因此遭到社区工作人员的上门摸排,“这种冒犯让我愤怒”,她说,“一种最为粗暴而愚蠢的办法,也是最懒的办法。但我会更爱新疆。”而另一位维吾尔族青年,则在网络写下了自己的不甘:“世上只有好坏之分,任何民族中都会有好人坏人,作为一个维吾尔人,我真的很心痛,现在居然让恐怖分子代表了我的民族。 

吐尔文江担心内地出现新的“排维”浪潮,导致民族关系陷入更深的恶性循环,将新疆问题推向更复杂的境地。“现在内地有几十万维吾尔族人,如果他们因此产生被剥夺与被迫害感,那后果不堪设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位官员曾接到过一项任务,专门就新疆籍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士的住宿问题与19个援疆省份沟通,请求尽可 能提供便利,起码不要拒绝人住。他透露,该指令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直接下达。

而历史上,维吾尔族民众曾在内地亨受到“超国民”待遇。 在北京工作的维吾尔族青年阿迪力,对爷爷在上世纪50年代的际遇羡慕不已:作为自治区第一批来北京上大学的维吾尔族学生,爷爷有一次和班里同学到王府井吃饭,在场的北京人看到他们来,都大喊,“快让我们少数民族兄弟先吃先坐”。阿迪力说,爷爷至今还记得当时饭馆里拿着毛笔算盘记账的白胡子老头。

这种温暖的“超国民”待遇来自当时中国政府民族政策倾斜和对国民的广泛宣传,而目前挤压维吾尔族生存和发展空间亦有可能来自国家政策的调整。据吐尔文江透露,自6·26鲁克沁暴力恐怖事件后,必须全面“高压维稳”的观点已经在学界和新疆汉族官员中大举反弹,“10·28”事件后,这种迹象愈发明显。在他参加的多个关于新疆问题的研讨会上,各种增设强力维稳机构的声音越来越多。一些汉族官员认为,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根本不能解决新疆的问题,尤其是维吾尔族人的问题,“政府对他们这么好,不还是要闹事?”

事实上,早在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政府已对治疆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在确定了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历史任务之后,“刚性维稳”的言论曾一度退居主流舆论场。一位维吾尔族高级官员认为,连续发生的恐袭事件,并不表示现行民生措施、经济发展、法治建设、改善社会管理等长效举措方向错误,反而应继续推进,以最大程度削弱极端势力的社会基础,彻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新疆座谈会对于新疆现状的判断没有错,治疆千万不能目光短浅。”他提醒,“政策实施不能反复,七五事件早已证明,刚性维稳的路子只会激化矛盾,根本行不通。”

一位长期关注新疆政情的维吾尔族人土也持相同意见。他认为,政府需要精确打击暴力恐怖,但需整体改善与维吾尔族大众的关系。“不加区分的‘高压’已经走到头了,必须争取广大维吾尔族民众的支持。理由很简单,暴力恐怖活动可以升级,但‘高压’已无法升级”。

部分摘自《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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