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扫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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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改革开放伊始,大陆性产业便由复苏走向逐步蔓延。尽管性产业从未被法律所允许,一直处于不合法的地下状态,但在大陆不少娱乐、酒店等行业场所,性交易的存在已成为大众心知肚明的常态。与之相伴的,则是平日或紧或松的打击,以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临的大规模运动式扫黄。尽管如此,性产业“风暴扫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局面却始终难以改变。而在公众眼中,也因为其长期存在,一方面是社会道德败坏的象征,一方面又变成了一定程度不得不容忍的社会现实。 对官方来说,法律的规定、社会舆论和传统观念的压力,使其不得不有所作为。而屡禁不止与严厉管制使性产业越发走向地下和隐蔽,又带来一系列全新的社会问题。对于大陆官方来说,如何有效管理和抑制性产业,实在难有两全之策。 尽管中国大陆在目前对性产业的打压困局中,颇有可诟病之处,但伴随着社会法律观念的进步和平等意识的增强,大陆在性产业管理中,技术上也日益体现出人性化和更具现实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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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扫黄困局

2014年2月9日午后,央视《焦点访谈》等节目接连以《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管不住的“莞式服务”》为题曝光东莞色情产业。作为大陆最重要的官方媒体,央视的“突然袭击”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解读,也在新媒体时代引发了空前的舆论反弹。而扫黄风暴同往年一样如期而至:当天下午,广东出动了多达6525名警力对东莞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连夜查封12家涉黄娱乐场所,最终抓获了67名“涉嫌色隋交易的人员”。

扫黄风暴很快扩大到广东全省,三天后,广东省公安厅发布消息称,截至12日13时,共清查各类娱乐服务场所18372间次,抓获涉黄违法嫌疑人员920人,刑拘121人、行政拘留364人,停业整顿歌舞娱乐场所38间。此后,公安部亦要求各地依法严厉打击黄赌毒等犯罪活动,并建议广东追查东莞警界高层的责任。

但如何认定参与卖淫嫖娼,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过12年从警经历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赵军告诉记者,“这些‘涉嫌色情交易的人员’,并不全是有确凿证据证明的、能在法律上最终认定的‘卖淫嫖娼人员’。大量尚不构成卖淫嫖娼的‘有偿陪侍人员’、证据不足的卖淫嫖娼嫌疑人员以及涉嫌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也包含在其中。要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地查获一起卖淫嫖娼案件,其实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卖淫类案件如此高昂的查处成本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公安机关都承受得起的,即便是在警力相对充沛的地区,这种倾巢出动的运动式扫黄也不大可能持续进行。”
在某省会城市夜总会任客户经理的汪波(化名)记忆里,扫黄堪比如此声势的是3年前发轫于北京查处“天上人间”等四家豪华夜总会的扫黄行动。

2010年6月13日,公安部“2010严打整治行动”启动,从全国抽调专业侦查人员,组成27个暗访组,分两批对北京等4个直辖市、河北等20个省(区)的651家娱乐服务场所进行集中暗访。半年之内,大陆26个大中城市的数百家夜总会、商务会所、桑拿洗浴中心、KTV遭整肃,2.5万人被刑拘或逮捕。被打击的还包括幕后黑势力和保护伞,且有不少警察因监管不力被免职。

汪波介绍,通常情况下,“小姐”们到娱乐场所上班,是要有人带的,带“小姐”的人,男的称为“领班”,女的称为“妈咪”,一个领班或妈咪手下通常会有二三十个‘小姐”,他们会每天穿梭于不同的夜场,客户经理一个电话就会带着人赶场。“小姐”每次陪客,都由妈咪联系和分配,只陪酒陪唱歌陪聊天称为“平台”,三陪之外还从事性服务的叫“高台”。一般情况下,妈咪要向场子交纳一笔押金,数额多为两万元左右,如其手下“小姐”随意丢弃安全套、衣着不整洁、无故旷工将被罚款。但这种现象在最近两年发生了变化,一些“小姐”开始自己找到娱乐场所,洽谈上班事宜,这样省去了需要交给领班的“台费”。

起初,对于找上门来的“小姐”,娱乐场所也会每天收20元的管理费用。在扫黄形势严峻时,有大批“小姐”纷纷选择转行或干脆回老家,娱乐场所变得十分缺人,这时娱乐场所就会免去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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