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彩票新闻乱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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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于2015年1月25日21时30分进行的双色球摇奖直播,因销售数据传输故障,被延迟了两个小时。福彩中心在当天23时39分公布开奖结果的微博中,附有一条链接,链接内容是对“亿元大奖”得主的介绍,这位幸运的年轻人年仅20岁,是一个外省打工仔,未婚,住在出租屋。守着这个号码约半年,“不敢”告诉女朋友和家人20倍倍投买彩票,感叹中奖是“天注定”。

这条链接使原本就颇受质疑的延迟开奖遭到了更多彩民的讨伐。“这么快就有了中奖人详细信息,是否有作假嫌疑?”

其实,这一话题链接与此次双色球中奖人无关,而是2013年3月8日的一则旧闻,为微博的自带话题。福彩中心于26日下午对此进行了澄清。同一天,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就延迟开奖一事向彩民致歉。

但是,彩民的疑惑并未打消。与近年来节节攀升的彩票销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彩民对彩票新闻甚至开奖过程产生质疑。

此次被澄清的乌龙报道,实际上恰恰勾勒出了过往彩票新闻中大奖得主的“标准”形象:贫穷却坚持购买彩票并最终得以翻身。而这一形象,可谓是彩票销售目标人群的缩影。

循着近年来彩票新闻对大奖得主的报道,不难归纳出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这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戴着熊二、蜘蛛侠、喜羊羊的面具领奖;他们是打工仔,是落魄的生意人,或欠下巨款或身患重病;他们年复一年地在投注机前守着同一组号码,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获得了普通人觊觎一生的财富。

大量同质化的报道,以及报道中难以忽略的矛盾之处,令公众怀疑大奖得主们身份信息的真实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是否真实存在?

扑朔迷离的彩票新闻

自从2013年6月16日开出2.08亿元大奖之后,武昌区水果湖路69号的福利彩票投注站一时间人气大增。傍晚时分,购买彩票的人排起了长队。站点内,一排彩民倚墙而坐,注视着对面墙上的中奖号码走势图,陷入思考。

王言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对彩票痴迷已久,从2006年7月开始,一则“彩民喜欢守号最终中了大奖”的新闻,让他喜欢上双色球“守号”,几乎每期不落。家人劝他“中奖几率太小”,王言的争辩让人无法反驳:“你怎么知道下一个不是我?”

与王言有类似想法的彩民不在少数。尽管2003年曝出“陕西体彩宝马案”的丑闻后,体彩发行一度跌入低谷,但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销量逐步攀升,从未下跌。2011年,中国彩票销量首次突破2000亿元。又用了仅两年时间,彩票销量就突破了3000亿元。与彩票产业的快速膨胀相反,社会公众对于彩票的质疑从未停止。

2.08亿元的大奖开出之后,彩民王言也加入了质疑者的行列。他的质疑简单而直观:同一件事,为何在《武汉晚报》《武汉晨报》《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中会呈现出相互矛盾的说法?而且这些矛盾贯穿了投注、选号、兑奖时的诸多场景和细节。

《楚天都市报》在6月19日的报道《墨镜都不戴 只身打的兑2亿巨奖》中描述,“6月16日傍晚,钟诚(大奖得主的化名)约好与朋友一起吃饭,但被爽约,于是吃了点东西后就到街上走走,看到了那家彩票站。”但是,《长江日报》在6月19日的《私企员工瞒着妻子领走1.6亿》报道中则称,闲来无事“杨先生出门溜达,步行至附近的水果湖洪山路69号彩票站,后购彩票”。

《武汉晚报》的描述则显得更具故事性和冲突感,报道称,杨先生每到周末,都会与一群麻友相聚。刚要出门,朋友爽约,老婆因为他周末打牌非常生气,用“不许吹空调”来惩罚他。于是杨先生想到彩票点应该有空调,而自己的彩票刚好没买。

对于他的选号过程,《楚天都市报》在报道中做了如下描述:“张文静(彩票站工作人员)看了钟诚一眼,又看了看写在纸上的号码说:‘够了够了。你想掏空奖池就谨慎点,再看看推荐的号码吧!’”在张文静的提醒下,“钟诚……研究了半天,最终将纸上的‘14’改成了‘17’。”

该篇报道接着提到,“对于这次改号,钟诚说:‘之前有一段时间,红球连续几期出连号的怪号,把14改成17,正好变成三连号,蓝球06又是连续三期出现,有点意思,可以押一下!’随后,钟诚亲手把写好的‘14’改成‘17’,让张文静打了100倍。”《武汉晚报》所描述的选号过程与此类似。

但是《长江日报》的报道里则没有这样的情节,大奖得主直接写下了大奖的号码。“经过半小时研究,在纸上写下‘07、16、17、18、30、33 06’,200元打了100倍,拿着彩票便离开了。”

对于领奖过程,媒体亦有不同表述。当大奖得主领到1.6亿余元奖金的银行卡后,《长江日报》的表述是,“中心人员开车将其送回家”。然而《武汉晚报》的报道则是领完奖之后,大奖得主“飘然消失在人群中。”

相互矛盾的新闻报道“颠覆了心目中福利彩票的美好形象”,王言坦言,过去那些曾经鼓舞人心的新闻,现在看来“都像编造的”。

难以忽视的质疑

这并不是大奖报道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纰漏。

2011年3月16日,天津福彩中心的一篇通稿中,大奖得主冯先生在元宵节当天,“一家早早吃完晚饭,一起去集市上看花灯”,路过投注站时,买下了这张幸运的彩票。

但是在报道中所附的中奖票面则显示,这张彩票的销售时间为14:28:17。即下午两点多,这显然与“早早吃完晚饭”相矛盾。

时间再往前推两年,2009年6月,四川的彩票报道也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

当时,四川邛崃市一位开挖掘机的年轻人王博(化名)中了福彩661万元巨奖。在中奖之后,罕见地接受了媒体的电话采访。

曾经在四川做过两年彩票新闻的李水风(化名)透露,多数情况下,当记者提出希望采访大奖得主时,福彩中心通常会以“保护中奖者隐私”为由,拒绝提供中奖者的联系方式。“电话采访有是有,不是很多。”

这次福彩中心不仅提供了通稿,还有大奖得主王博的电话。但在这次难得的公开采访中,媒体所呈现出的王博却令人心生疑窦。

据媒体报道,24岁的王博是老彩民了,每月开挖掘机收入2500元,花在买彩票上就有七八百元。在《成都商报》上,王博表示准备先拿50万元给自己的父母,然后找个女朋友,把终身大事了了。“原来都是别人挑我,现在是我挑别人了。”

而同一个王博,却在《成都晚报》上“回家换了身衣服,拉上怀孕五个月的老婆出门散步。”

据李水风所述,《成都商报》的记者根据彩票中心提供的王博电话,向他了解情况后,得到了和《成都晚报》相悖的事实。吊诡的是,第二天,当记者再次拨打该大奖得主的电话时,该电话已经停机,无法接通。

彩票新闻的矛盾之处,使得对单篇新闻事实的质疑扩展到了全部彩票报道。加之近年来彩票新闻的内容同质化严重,被重病、买房、债务所困扰,而一夜翻身的大奖得主频繁出现。

“孝子为给父母治病欠200万债务,买彩票中844万”“神灵也感动!父亲爱心买彩中542万,救治重病女儿”“彩民家中三老人患重病,中588万元大奖抱头痛哭”“90后男孩中福彩600万元,重病母亲有了救命钱”“儿患脑出血侄女白血病,打工老汉中783万救命钱”“天无绝人之路!女士失业患重病偶然买彩中851万”……在搜索引擎中输入“重病”和“大奖”,可以搜索出近年来大量此类雷同新闻。打工仔和落魄生意人经常是彩票大奖报道所青睐的主角。这些雷同报道更使人怀疑大奖报道的真实性,彩票新闻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2013年7月,新浪网曾就网友对中国彩票新闻的态度进行了调查。在“为何打工仔、落魄生意人屡屡中奖”的选项中,高达74.6%的人选择了“这是媒体编撰出来的,哄骗彩民买彩而已”,18.6%的网友选择“这类人买走了更多彩票,自然他们中奖多”,6.8%的网友选择“说不清楚”。

彩票新闻的生产流程

一位不愿具名的湖北省福彩中心内部人士向《凤凰周刊》表示,按照《彩票管理条例》和《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有关保密内容,福彩中心在向大奖得主兑奖时,会主动询问中奖者是否愿意公布个人相关信息或接受媒体采访,如果大奖得主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则福彩中心安排自己主办的《第一彩票报》的记者见证兑奖过程。同时该记者会被要求“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武昌的2.08亿元大奖得主新闻,正是出自《第一彩票报》记者采写的通稿。采写这个新闻的记者们拿到通稿后,根据自己采访到的信息对稿件修改。

《楚天都市报》记者在文章中声称见到了大奖得主。在兑付大奖时,“……记者果然见到了大奖得主。”并且大奖得主说“懵了懵了,从昨天晚上懵到现在,连兑奖的地方都搞错了。”

这样的表述让《长江日报》记者疑惑,“大奖得主兑奖时该记者正在跟我们多人一起在彩票站采访,他怎么能见到大奖得主?”

彩民王言还发现《楚天都市报》里的另一个矛盾之处:杨先生当天早上才得知中奖信息,“为何是从昨天晚上懵到现在?难道他知道自己要得奖?”

李水风理解《楚天都市报》这样的操作方式。曾经跑过两年的彩票新闻,提起那些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彩票新闻作品,他自己“感到汗颜”,因为“不管是福彩还是体彩新闻,都是通稿”,当他想面对面采访大奖得主的时候,彩票中心的人告知要保护隐私,“通常是拿到通稿之后,经过编辑后即可见报”,通常情况下,他会加上一些现场的东西,让这个新闻报道看起来更加鲜活。

目前,内地彩票发行机构的宣传平台主要包括官方网站和自办的报刊,以及与其无直接关系的媒介,各地的都市报以及电台、电视台因为其受众广泛成为彩票中心的主要选择。李水风透露,当地的都市报均与彩票中心有合作协议,彩票中心每年会缴纳广告费用,专门刊登彩票中心提供的彩票新闻,此类操作方式在全国几乎相似。

2011年7月,腾讯《今日话题》推出的《五亿大奖遮蔽的彩票真相》一文中就曾指出:报纸是人们了解关于彩票信息的主要渠道,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那些“彩票中奖者和妻子离婚”、“彩票中大奖后买车却不会开”、“照抄别人彩票和别人一起中大奖”等成为一时谈资的新闻,只不过是彩票销售者付钱在报纸上登的特殊广告而已。

据《今日话题》所述,“福彩和体彩都是地方都市类报纸的广告客户,他们给报纸付钱,但不刊登硬性广告,而是在每一期彩票开奖之后,向记者提供这些‘新闻线索’,如果涉及到本地中奖者,则由记者自己稍加发挥,变成一个煞有介事的‘新闻’故事。”

在亚洲责任博彩联盟主席苏国京看来,编造彩票新闻非常常见。因为彩票公益金地方留成5%,地市县一级一级都有不同比例的收益。每年各地的民政厅或者体育局都会下达销售任务,当然是卖得越多越好。所以,彩票新闻大多都是福彩中心、体彩中心和报社合作。“每个省市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大多是投入宣传费用,包一个版面或者一个频道。”苏国京说,就是为了宣传彩票,能多卖彩票而获得更多的利益。

各个媒体上的中奖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大力渲染中奖者的“运气”和坚持,甚至还会强调博彩的“技巧”和心得。这些大奖得主的传奇事迹不断在彩票站和社会上相传,撩拨着公众期望“暴富”的神经。

为了增强故事性以提高销量,媒体在操作彩票新闻时往往有一定发挥的空间。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许多时候,由于与彩票记者之间关系熟络,彩票中心甚至不需要发布通稿,而是通过短信或电话,将中奖人的情况告知彩票记者。“彩票中心提供的只是一个梗概,剩下的是需要记者自己发挥。反正很放得开,有些很离谱。”以期形成一种舆论,吸引更多人加入彩民大军,让动摇者坚守,让观望者加入。

新闻造假突显监管缺位

即使报道中出现偏差,也不必担心低调的大奖得主会站出来指正。但是,这类漏洞百出的彩票新闻加剧了民众对于彩票真实性的质疑。彩票部门对于此类质疑的回应并不及时,甚至回避。这种被动的危机应对方式,又降低了彩票发行机构的公信度。

对于公众的质疑,彩票部门向来反应较慢,更多时候甚至置之不理。苏国京认为,这是因为“不回应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回应了反倒可能会说错话从而承担责任。”

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刚则强调,编造彩票新闻也暴露出监管缺位。2009年7月开始实施《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不得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但却“没有具体定义何为虚假或误导性宣传。因此这给监管带来难度。”

开出2.08亿元大奖之后的十几天,水果湖路69号,福彩第42050134号彩票站门口上方依然悬挂着“热烈庆祝本站彩民喜中2.08亿元大奖”。人们在专注选号的同时,不时谈起那个大奖得主。张文静收到了山西晋城彩民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向她求教选号技巧。她随手将这封信扔在了电脑旁边,“太忙了,没时间回信。”

四川来武汉的游客看到2.08亿元大奖的新闻后来到了彩票站,称“沾沾喜气”。水果湖路附近居住的一位40岁左右手有残疾的男子,看到“喜中2.08亿元大奖”的新闻后,已是接连第三天到这个店里购彩,他从口袋掏出100元钱,张文静劝他要量力而行,他面露尴尬但坚决要买。10天前的大奖让他看到了“富裕”的希望。

2011年3月天津福彩中心那篇颇受诟病的通稿,无意中为心怀“致富”梦想的彩民们充当了一个讽刺性的注脚。那位在下午两点多即“早早吃完晚饭”,出门看花灯的大奖得主冯先生,在领奖时不停地哼着汪峰的歌曲《春天里》。

有才的冯先生还改了歌词:“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投注站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不要担心,奖金在我怀里……”

详情见《凤凰周刊》2015年第6期周刊,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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