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量刑之困:刑事审判规范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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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量刑规范化试点案件开庭审判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反腐风暴“打虎拍蝇”等均受瞩目。社交媒体的革命性发展,亦使得舆论更容易就不同案件的判决进行比较和讨论。

贪腐案件的量刑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大陆的司法难点,中国人历来痛恨贪腐官员,其最后的结局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往往也容易由此引发争议。而大陆《刑法》曾长期只有一个标准异常宽泛的规定:贪污贿赂10万元以上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如此量刑标准自然带来诸多实践难题,也由此产生所谓“同案不同判”的质疑,即涉案金额基本相同,判决结果却相差较大。

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根据此次刑法修正案,2016年4月1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起点从原来的5000元调整为3万元,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由10万元调整为300万元,同时细化了很多具体量刑情节。

此次调整使得贪腐案件的量刑能够更加规范,在司法界受到了好评。但很多老百姓对此却颇为不满,认为近乎“大赦贪官”。

事实上,人们关注的绝不仅仅是官员贪腐犯罪案件中的量刑问题。综观近年来引起公众关注并产生巨大舆论争议的司法案件,不难发现,几乎都与量刑问题有关,从前几年的许霆案、吴英案、李昌奎案,到去年的“大学生掏鸟窝被判十年案”以及“少年网购仿真枪被判无期徒刑案”,再到今年5月5日二审的山东被拆迁居民刺死拆迁人员案,莫不如此。曾有学者放言,中国刑事案件的主要问题就是量刑问题。

量刑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还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司法是否公正。若能逐步优化和规范量刑这一世界普遍难题,对大陆司法改革的效果,或会有明显加分。


重刑化倾向下的量刑体制

在1994年“下海”当律师之前,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燕生曾在北京市中级法院当了15年刑事法官。她曾把一个小偷判了死刑,至今仍难以释怀。该小偷是干部子弟,“文革”时期,父母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农村去劳教,幼年的他成了独自留守在家的孤儿,活在外人的歧视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就去偷,后来混进一个盗窃团伙,练就了一套溜门撬锁的好手艺,全国各地流窜作案。被逮捕后,法院认定他累计盗窃3万元,按照当时的刑法,盗窃数额达到1万元就已够判死刑。

“这人其实特别可怜,他走上犯罪的道路,有一定的社会因素,像这种情况,给他判死刑肯定是过重了。”张燕生说,当时恰逢“严打时期”,破获的案件必须从快从重处理。“对这类案件我们刚开始都还尽力抵抗重判的做法,但后来没办法抵制了,法院就像一个半军事化单位,法官个人也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可看着他被戴上坦克帽,被枪毙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3万块钱,一条命就没了。”

虽然“严打”已过去多年,但中国刑法的重刑之弊并未革除。本刊记者走访北京多位知名刑辩律师,不少都认为自己代理过很多的案件存在量刑过重的问题。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邹佳铭律师曾代理过一个案子,至今于心不忍。

2013年,河北沧州一家民营企业因收购从大庆油田盗来的原油,导致该企业20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一个70多岁刚到工厂看门的老头,还有个暑假期间到工厂实习的工厂子弟。邹佳铭律师辩护称,这明显是一起涉嫌单位犯罪的案件,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的个人只是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其他职员和无关人员根本不是本案的被告。但法院没有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坚称这是个人犯罪,最后20多人全被判了实刑,包括那位70多岁的老人。

“即使不争论这些普通的员工是否构成犯罪,退一万步讲,即便看门的老人也参与了犯罪,难道不可以给他判个缓刑吗?另外,有些工人的家庭,孩子流离失所,无人照顾。这样的判决,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实在可疑。”

中国自古就有重刑的传统,1979年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延续了这种传统。根据刑法学者储槐植教授的研究,对待犯罪有严和不严两种方式(即刑事责任严格还是不严格,刑事法网严密还是不严密),而刑罚又有苛厉和不苛厉两种方式。1979年《刑法》在总体上属于“厉而不严”的模式,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1997年,《刑法》做了一次大的修改,但并未改变这种模式。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在立法上,1997年《刑法》有68个罪名挂有死刑,去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仍保留了46个罪名有死刑,总体来说立法上刑罚偏重。而在司法实务上,由于过去“严打”思维的余势尚未彻底消除,以及其他复杂原因,量刑也总体趋重,这是学界共识。

国内外的司法实践经验表明,利用重刑来预防犯罪,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相反,在重刑观念的影响下,社会对刑罚会产生一种不正常的期待和依赖,以至于忽视社会相关制度的漏洞,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近年来,在国际上,刑罚制度呈现了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刑法学界多数学者都主张,中国量刑改革应坚持“轻刑化”的总方向。2006年,中国也顺应潮流,提出了以“宽严相济”代替“严打”的刑事政策。但中国的刑罚制度的结构,仍有待从重刑结构转向轻刑结构,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尽量削减死刑、缩短监禁刑、扩大适用罚金刑。


量刑规范化改革有待细化

量刑畸重的另一面是量刑畸轻,这集中表现在职务犯罪中。2010年1月最高检的调查报告显示,从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换言之,近七成的职务犯罪者最后都没有真正坐牢。相比之下,一般刑事案件中判缓刑和免刑的比例则不超过40%。

2012年8月,“两高”颁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了九种情形不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此后情况稍有好转,2015年10月,常州市中级法院发布的《关于全市法院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从2012年至2015年上半年审结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缓刑和免刑的适用比率为44.97%,仍高于一般刑事案件缓刑和免刑适用的比率。

法条规定的粗疏,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为解决量刑不公和失衡的问题,早在2005年10月,最高法即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要改革和完善量刑工作机制,研究并制定量刑指导意见。2008年,最高法选取了12个法院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试点。2010年10月1日,最高院正式公布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体文件——《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2014年1月1日起,全国法院开始正式实施量刑规范化工作。

然而,无论实务界还是学术界,都认为量刑规范化改革成效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能否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基层法官普遍存在一种惰性,机械执法,实际上更希望量刑数额化。去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后,贪污贿赂犯罪案中与具体数额相对应的量刑标准被删除了,他发现很多律师的案件都被法院驳回了,延期审理,原因是各地法院都在等待新刑法中具体裁判标准的出台。

刘仁文对本刊说,“实际上,法官完全可以按照立法原意,结合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将数额相应提高,然后根据个案情况作出判决就行了。但他们把案件压着不判,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目前的司法生态,说明法官长期以来形成了靠数字判案的习惯,法官不敢或不善用手中的司法裁量权,这怎么行呢?”

合肥市中级法院执行庭庭长徐艳阳认为,现在法官确实有审案机械化的倾向,但主要原因是法官没有司法权威,只好借助立法权威。

然而,若法官机械量刑,不充分考虑案件复杂性和被告人的特点,就极容易造成并不符合普通民众常识判断的判决。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卫民曾撰文指出,在 “云南许霆案”中,被告人何鹏取款的金额高达42.97万元,一审法院判决其无期徒刑。表面上,这完全符合量刑标准的规定,但却没有考虑到被盗银行在管理方面存在的过错及被告人全额退赃、为在校学生等情节,以至于被告父母坚决不服、长期上访。


未完...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8期,欢迎订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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