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周边危局【2012年第3期】

2012年,中国对外局势主要从两方面考虑。首先,世界很多地方都会经历领导人的变动,从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到欧洲到俄罗斯再到朝鲜半岛,这些地区的局势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中国如何应对?其次,明年中国的周边局势依旧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坎。中国又该如何化解这种严峻局势?

面对上述问题,我认为,中国首先要有信心,要处惊不变;其次要检讨自己,协调好对外策略和行为中的软硬,要平衡好内政和外交;再次要谦逊学习人类历史经验,要与他国双赢共赢;最后是要避免可能出现的两大阵营和鹰派的短兵相接。总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策略走向要服从中国整体的大战略。

周边形势恶化的连串悖论

朝鲜问题一直是中国左右为难的问题,金正日的去世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意识形态上朝鲜对中国是有益的,但从国家利益上讲,朝鲜发展核计划又会损害中国利益。金正日生前这些问题还可以拖延,但在金正恩继位后,朝鲜国内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另一方面,金正日时期中国就想引导朝鲜进行改革开放,但遭到了金正日的拒绝。现在朝鲜国内权力交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外加美日韩对朝鲜虎视眈眈,有一种说法是,他们想在2012年实现“半岛统一”。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抓紧时间,把握先机。中国一方面要支持朝鲜国内的权力和平交接,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绸缪密切关注和评估朝鲜国内局势,制定相应方案,抢先掌握局势,否则将措手不及。

最近,在中国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东南亚国家开始日益抱团,形成围堵中国的局势。所有东南亚国家背后都站着在南海问题上袒护它们的美国,相当一部分跟南海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家也有可能进入南海,如印度、韩国、日本乃至欧洲。导致多国和地区争相加入南海问题的是另一个借口——航行自由。这些国家或地区声称,它们在南海地区有所谓的航行自由权,这涉及到它们的国家利益。但这明显是针对中国的借口,如果按照这些国家的逻辑,那在未来,非洲、拉丁美洲,甚至全世界国家都可以进入南海,这显然是荒谬的。南海问题的转变体现了中国的周边局势日益在恶化。

恶化的中国周边局势背后是中国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上存在的一连串悖论。其一,整体而言,中国国力越发展,周边环境就越险峻。其二,在周边外交政策上,这十年是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十年,但也是周边环境日益恶化的十年。其三,中国的满腔诚意没有换来周边国家同等的善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近年来不断在经济上帮助其他国家。但一些国家,在接受中国经济帮助的同时,在战略上、在政治上制约着中国。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对华战略显然是二元性战略,即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但是在政治和安全上、在战略上高度依赖美国。上述一连串悖论之后,存在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周边局势恶化,存在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客观上,中国的经济发展较快,国土面积、人口背后存在巨大的潜能,这意味着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台湾或新加坡的崛起,它是全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崛起。因而,中国强大之后必定遭遇到嫉妒或警惕。站在中国周边国家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给这些国家带来整体利益的改变。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本来跟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会感到来自它的某种威胁,会害怕亚洲被中国所主导,而这种威胁在一个契机(南海问题)上,或者是一个重要伙伴(如美国)身上,会如一道闪电让这些国家突然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是应该抱团和依赖美国的,否则自己难以跟中国单打独斗。这是东南亚国家抱团心态的来源。因而,现在中国周边局势的紧绷,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必由之路,是一种客观态势。

中国没有结交到“真正的朋友”

主观上,中国的外交策略和对外态度上的问题,导致在很多外交事务上有一些不成熟。

在外交策略上,中国没有结交到“真正的朋友”。现在中国外交策略的一大困惑是,中国一连串的善意没有换来他国同样的善意。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是仰仗当时穷朋友的支持,但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的对外援助不如中国未富之前积极有诚意。现在中国强调的国家间比较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其实质是一种生意伙伴关系或交易关系,不同于往日对国家的无偿援助。对国家关系设定为生意伙伴,会减少与他国建立真正朋友关系的可能性。

在对外态度上,中国显示出既傲慢又脆弱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傲慢。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弱贫穷,而仅在十几年间就迅速发展起来,这使国人感到无以伦比的自豪。这种自豪很容易变成自傲。当下的中非关系就体现出中国的傲慢。另一方面,中国在外交上显得十分脆弱。这种脆弱性体现在它对其他国家举动的过分解读之上,例如,中国对某两个国家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非常敏感。这种过度的反应是不必要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必然意味着针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应该对外界的举动过度地反应,过度的反应会给世界中国十分脆弱的印象。

在对外做法上,中国有一些不太成熟的举止方式。中国从2003年提出“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到之前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表明中国对外的善意是一以贯之的。但这种对外善意并没有受到同等的回报。究其原因,如上所述,有其客观的一面;但从主观来说,中国在一些对外的举止方式上没有能和世界进行良好的沟通。举例言之,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口号是“要办一届历史上最好的奥运”,这个口号的正确性是值得商榷的。这口号给人“说大话”的印象,背后是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悲情。

2010年,中国对世界很多经济体进行了救助,先救了美国,再救了日本,现在又要考虑救不救欧洲。从主观而言,这个“救”行为本身也存在问题。中国所谓的“救助”不过是国家间正常的注入资金的行为,但中国将这种正常国家间行为设定为“救”,这体现出中国在道德上的居高临下和高人一等。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十分相似,没有国家喜欢被“救”。中国的所设定的“救”这种行为方式易使得他国对中国产生矛盾和情绪。

中国内政思维阻碍外交

造成中国周边局势严峻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内政和外交越来越密切的关联。中国内政上的两大思维正在严重地左右外交:稳定思维和内政上的焦虑。

具体而言,中国的外部崛起过于迅速而内部转型十分艰难。中国的外部崛起成为国家的亢奋症,而内部转型的艰难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的疑难症。亢奋症与疑难症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当内部疑难无法解决,我们有意无意会转化我们的矛盾。这种转化,首先体现在内政的稳定思维对外交的影响上。内部转型的艰难使得中国一直认为内部稳定是非常必要且能解决一切的。抛开维稳对错论,中国内部维稳容易导致对外的简单求稳。所谓的和谐世界,也是这种对外求稳心态的某种体现。中国对外的一味友善求太平,是造成外交在该强硬的问题上软弱的主要原因。殊不知,一味的善意和忍让会被他人解读成软弱可欺,反而换不来同等善意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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