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适度的政府【2012年第3期】

 

忋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社会基础跟现在非常不一样。我把那时候的社会基础归纳为“四不怕”:第一是不怕苦,中国人那时非常能吃苦,不管是农村人进城打工,还是干部下海,工作条件很不好,照样一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星期工作七天。第二是不怕死,很多下矿井危险工作,农民工“前仆后继”抢着干。第三是不怕毒,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在大学读研的时候,有一次回安徽家乡,当时农村很穷,我一位亲戚在田里发现了一只被农药毒死的鸟,高兴得不得了,就把这只鸟带回家,为我饯行,我说这是毒药毒死的,不能吃。他说没事,一个难得的荤菜,不吃白不吃。我们果然没有被毒死。第四是不怕被蒙,那时大部分人没读过书,经常被信息误导,人家怎么说怎么信,怎么讲怎么听,风风火火创业闯天下。

这样一个“四不怕”的社会基础,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起点。三十年来,我们一步一步地脱离这个“四不怕”。在这期间,中国将近4亿人脱贫;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3.2亿人;我们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都在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出境旅游的增长速度也是全球第一;中国还是互联网的最大参与者与消费者,互联网使用者世界第一,微博使用者可能也是第一。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正在告别“四不怕”的社会基础,现在的社会基础完全变过来了,成了“四怕”——怕苦,怕死,怕毒,怕被蒙。

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逐渐远离“四不怕”,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富裕。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告诉我们,管理一个既贫困又封闭的社会,很难;管理一个脱贫的逐渐开放的社会,更难。中国现在就是从很难进入到更难。

这不仅仅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举个例子,俄罗期最近很多人上街游行,抗议杜马选举作弊,他们中许多人就是普京执政的得益者,他们上街不是抗议贫困、不是抗议公平,而是抗议对他们的不尊重,这对转型社会的执政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中国过去三十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管理一个逐渐开放、逐渐进步、逐渐富裕的社会,管理者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巨大,又在持续进步、持续开放的人群。不管现在遇到什么样的社会挑战,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相信,过去三十多年走的基本方向是对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再回到三十多年以前的状况。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看清楚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是三十多年来不断进步所带来的正面的挑战,如果我们端正心态,正确面对这样一个日益进步的中国社会,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开放、更加理性地管理这个社会。中国模式也将由原来基于“四不怕”社会的发展模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以开放社会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模式,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提升版,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将由初级阶段迈向终极阶段。

在这个升级版的中国模式中,如何界定政府的功能与边界?我希望看到一个适度的政府。在某些领域,政府要起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社会治安方面,现在几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个非常糟糕的安全事件,跟食品安全有关、跟儿童上学有关、跟污染有关、跟高铁有关、跟交通事故有关,等等,接连不断。在这些领域,政府起的作用远远不够,需要继续加强。但是在其他领域,政府应该变得更聪明,而不是更加野心勃勃。

中国历史上经常有这样一个现象,当经济还OK的时候,政府官员非常自信,喜欢把什么事情都管起来了,直到把经济管死了,到老百姓都不能维持生存的时候,他就逐步放开、搞活,让老百姓自谋出路。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也是最会利用市场机会的,你给他一丁点空间,他就能够利用到极致。等到二三十年后,经济发展起来了,部分官员可能就说了,老百姓怎么这么有钱?甚至比我都有钱,比我更自由,更独立了,这还了得?于是,新一轮管制又开始了。

这是2000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传统运作方式。今天,我们一定要防止这个传统复活,防范政府官员在中国经济还比较OK时过分扩张。这是现代中国的基本命题。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fengmiangushi/731.html【责任编辑:昊京强】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