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套牢房价【2010年第36期】

年关将至,对于各地的融资平台公司来说,12月份又是一个关口。从11月底开始,包括财政部和银监会等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抽查和复查。

某国有银行信贷管理部人士向媒体披露,银监会已于近期向十个省份派驻工作组,针对政府平台贷款进行又一轮摸底和检查。

此次检查重点有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抵押和现金流落实细节以及目前正在推进的分类处置情况;2010630日以来,融资平台贷款增量有多大。

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和地方财政金融风险情况,将间接决定中国对高房价、地价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真实取向。

危机2012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当地方政府纷纷通过拨款,注入土地、股权成立平台公司,并以此作为向银行进行融资的载体时,其负债问题就已经进入公众视野。

2008年底,大陆出台4万亿刺激政策,其中中央仅出资1.18万亿元,地方配套任务高达2.82万亿元,由于地方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地方为了应对支出压力不得不成立融资平台进行融资。由此导致地方融资平台井喷式的增长和风险陡然放大。

综合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资料,截至2008年底,地方政府投融资公司有3000家左右,而到20096月末,达到8221家,到200912月底,更达到10321家。

为了摸清地方融资平台真正的负债情况和风险敞口,今年610,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核实清理。

730日,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四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地对政府投融资公司债务“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在1031日上报清理核实情况。

全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结果显示,截至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在金融危机未曾爆发的2008年初,这个数据仅为1.7万亿元,短短两年时间激增4.5倍,其中约2万亿元贷款存在风险隐患,主要集中于地方财政的代偿性风险。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 第一类能够依靠项目现金流偿还本息的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4%;第二类是第一还款来源不足,必须依靠第二还款来源覆盖本息的贷款,有4万亿元左右,占比约50%;第三类贷款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本息偿还有严重风险,例如贷款挪用和贷款做资本金,占比约26%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日前在深圳表示,从地方平台公司贷款债务与地方政府财力对比来看,2008年底,地方政府平均负债率接近60%2009年底,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上升到70-200%不等,一些地方政府债务率甚至超过400%,许多地方政府依托融资平台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债务问题相当严峻。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西部个别欠发达县市政府贷款余额甚至超过本级可支配财政收入,最高达到财政收入的四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即使将当年全部财政收入拿来还款,也需要几年时间。

对于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一种观点认为,全国7万亿元左右贷款融资的债务率(平台债务余额/本地 GDP)并不是很高,部分地区的政府偿债率也在可控范围。

云南银监局人士向媒体披露,目前该省不少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满足现金流“全覆盖”或“基本覆盖”的比例已高达六成,数据相当乐观。

某大型银行信贷管理部人士也向记者表示,上述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大型商业银行可能主要以地市级以上的融资平台为主,整体情况比较良好。”

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接受媒体采访谈及此问题时却表示,“不能讲平均。”

成思危说,“那些负债多的县,能让负债少的县去替它还钱吗,那些高于130%200%300%的谁来救它,别的省市不会去救它,只能靠中央去救。”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近日也发表署名文章称,从微观层面看,个别地区的融资平台债务问题相当严峻。从政府层级来看,县级融资平台数量占比达60%,贷款余额占近一半。

由于地方政府建设性债务暴涨出现在2008年下半年以后,所以,以3-5年的平均还款期计算,真正的还债高峰将出现在2012-2013年左右。

以空间换时间

据了解,1123日下午,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召集主要商业银行负责人召开形势分析会,要求各商业银行克制年末放款冲动,并讨论了明年的信贷增量。

“基本在7万亿元。”一名与会的监管官员介绍说。这与此前5万亿元的预测相比增加了2万亿元,何以如此?

受访银行人士分析认为:凭空多加的2万亿元,一是为融资平台提供持续融资的空间。二是明年地方政府换届,许多基建还远未完备,为政绩考量,对续贷资金的渴求自然会传导至有关部委。

央行此举反映了决策部门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基本态度并非赶尽杀绝。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处理办法,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此前曾经提出过“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

“开前门”,就是赋予地方一个合法的融资渠道,替换隐性负债;而“关后门”,就是将灰色融资渠道堵死,只在特殊情况下通过特殊程序急事急办;“修围墙”则是指建立明规则替代原来的潜规则。

一位业内学者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此前地方融资平台的最大风险不在于负债额度大小,而在于不可知性,对潜在的风险没有把握,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将其置于市场和政府的共同监督之下。

业界普遍认为,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财税体制的失衡,出路在于改革财税体制,放开地方发行地方债券。

“而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持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链条不能断裂。” 尹中卿表示。

给予一定的融资空间、换取改革的时间成为处理融资平台问题的思路。除了央行另行增加的2万亿元信贷增量之外,另一个融资空间来自国家发改委近日正式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债券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标志着城投债发行,暂停半年后即将重启。

中诚信国际公司高级分析师郭承来分析,《通知》鼓励投融资平台公司通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

“这意味着城投债将被广泛用于类似西方市政债领域,而且在发行上提供了法律支撑。”一位债券承销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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