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政策与多元文化检讨【2012年第9期】

西方民族政策与多元文化检讨

  [内容摘要]:战后,西方国家在族群问题上,走过了一条由种族主义的一元化向开放的多元化,又从浪漫主义的多元文化向现实主义的一元文化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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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种族大熔炉之称的美国,同样传来对多元文化的深刻不信任。三度当选科罗拉多州州长的迪克·拉姆(Dick Lamm)在其《我有一个毁灭美国的计划》一文中揶揄道:世界上的种群总是忙着相互仇视——如果他们还没有忙着相互仇杀的话。

迪克·拉姆的话,得到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一项花费十年调查研究的有力佐证,他在调查了40个美国社区的26200人之后发现,一个社区越是种族多元化,成员之间越是缺乏信任。种族多元的社区“不信任当地市长,不信任当地报纸;他们拒绝相信他人,更不会相信社会机构”。

以多元主义文化解决多民族相处之道,是战后西方国家基于二战惨痛经验、人权革命、对种族主义批判反思的产物。相对一元文化主义的“大熔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社会是一个“沙拉碗”——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的同时,注重保持各文化的独立性,反对政府对强势文化的确立和扶持。

1970年代,加拿大政府认识到新移民在其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基本国策在宪法层面确立下来。另一个移民国家澳大利亚紧随其后,用文化多元主义替代了此前臭名昭著的同化政策。

战后,欧洲在迎来大批移民之时,部分国家也将多元文化主义奉为圭臬,处理复杂的种族问题。欧洲由一个严苛的种族主义社会,一跃变成一个高度包容开放的社会,但2005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法国巴黎骚乱,事实上标志着欧洲各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  

只是,西欧各国对多元文化浪漫主义的反思和明确的一元文化回归,并不简单意味欧洲重归战前的一元文化,而是如何解决多民族共处的重新探路。

种族主义的欧洲

欧洲自古是多民族地区,随着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兴起,从一战后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分崩离析到20世纪末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联盟的解体,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的主要政治体制形式。

即便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欧洲现状,许多民族国家内部依然存在不同的少数民族和文化。即便被认为是民族高度单一的德国,丹麦的德国问题专家沃夫冈·詹克(Wolfgang Zank)也将历史上的德国称为“大熔炉”。直到1914年,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冲突,德语方言之间巨大差距带来的政治冲突一直困扰着德国。德国的国家认同,是随着经济发展,福利体制的建立逐步建立起来的。

欧洲的所谓民族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上。比如德国对世居其东部的索布人曾采取同化政策,纳粹德国时期达到高潮,索布语被完全禁止使用。19世纪末约有15万人讲索布语,到2004年,即便德国政府开始保护索布文化,会讲索布语的人也下降到5万。

作为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发源国,英国同样有着很不光彩的少数民族政策史。历史上,英国人一直把爱尔兰人描绘成野蛮落后的乌合之众,并试图以此为16世纪针对爱尔兰人的大屠杀提供正当性。

英格兰人对爱尔兰的盎格鲁化由来已久,1367年通过的《基尔肯尼法案》就是为了压制爱尔兰人的语言和习惯。1831年,英国贯彻初级教育体系时,将爱尔兰语从教育体系中连根拔除,在学校说爱尔兰语的孩子被同学和老师嘲笑和惩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发生在土耳其库尔德地区,学生信息员一旦发现有同学在家讲库尔德语,就报告老师,并在第二天上学时群殴该学生)。

多元文化主义的恐惧与反思

然而,2005年的伦敦地铁爆炸,以及时有听闻的穆斯林移民的“荣誉谋杀事件”,终于使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隆以及法国总统萨科齐前后脚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本国的实施已经彻底失败,并着手开始(实际上早就开始了)他们的一元文化政策。

法国出台法律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有宗教特色的衣服或饰物,驱逐流浪的吉卜赛人。英国首相卡梅隆警告说:“我们必须注意到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损害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

卡梅隆的话不是没有根据,有媒体预测,按目前趋势,到2025年,欧洲将有1/3的新生儿出生在穆斯林家庭。另有德国一家媒体预测,到2050年,德国将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

欧洲此前多元文化主义最大的恶果,是政府对文化多样性的刻意维持,导致少数民族自我封闭,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在一个有成熟的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国家,刻意强调和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到底有多大必要?

自“9.11尤其是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之后,这个问题终于在欧洲突破“政治正确”的禁忌。越来越多国家转向一元文化主义。一元文化主义强调的不是同化——纵然可能是最终效果——而是在不同文化的自然交融中保留主流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如此定义这个价值观:“我们的核心价值——对民主、法制、宽容、平等原则的信仰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她的遗产的尊重——才是让我们走在一起的保证,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

一元文化主义反对政府刻意追求文化的多元和迥异,要求不同文化尊重和接受普世价值观,与普世价值不符的则予以摒弃。比如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会对移民进行旨在去除“不可接受的”价值观的测试,有一道题问移民者,如果孩子告诉自己他是同性恋,父母怎么做,标准答案是“心平气和地接受”。

由多元文化主义转为一元文化政策最严厉的国家当属荷兰。1985年,荷兰颁布的基础教育法赋予非荷兰语母语教学以法律地位,并由政府给予扶持。但90年代,非荷兰语母语教育即被视为对荷兰国家认同感的威胁。此前,荷兰政府曾出资为少数民族设立代表机构,如今,这些机构遭冷遇而影响力日渐微小。

移民的入籍仪式可视为荷兰转向一元文化政策的典型。入籍者通常会获赠一件象征国家团结的礼物,或国旗色的蜡烛,或带有郁金香图样的土豆。入籍者被要求学习荷兰历史和文化,对荷兰的英雄传说和橘色威廉这样的历史伟人有所了解。

政府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转变并非荷兰。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一度为少数民族文化团体拨款,2007年后,拨款对象转为促进种族平等的团体。

即便是拥有四个官方语言的瑞士,政府也不允许除此四种语言以外的教学(语言课程除外)。瑞士大学或政府机构虽然有女性配额录取,却并不存在基于民族识别上的优惠政策。

即使美国这个被认为是多元文化最成功范例的移民国家,同样面临着多元文化的恐惧和反思。

19982月,美国与墨西哥的一场足球赛上,9万名到场球迷沉浸在墨西哥国旗的海洋中,少数亮出星条旗的观众被打得抱头鼠窜,然而,这场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洛杉矶,球迷几乎全是美国人——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

 

即便1921年北爱尔兰州建立后,50年内爱尔兰语都未能进入广播电视系统。

二战后,受英国政府邀请,一些英殖民地的黑人到英国来建设“祖国”,不过,迎接他们的却是公共场合中“黑人莫入”的标语,以及寻找住处时房东们冷冰冰的拒绝。

如今在时尚界大热的“英伦情调”,据约克大学助理研究员琼·班姆哈奇森(June Bam-Hutchison)考证,这个概念实际上有个种族主义的源头——它来自1905年《外国人法案》,该法是为避免寻求避难的犹太人破坏影响“英国性”。

多元主义的欧洲

二战后,英国少数民族政策大幅宽松,如1990年代后,分别给予威尔士语以及苏格兰盖尔语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与英语同等地位,并于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终于承认爱尔兰语在英国的合法地位。

2000年,英国签署《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承认“语言多样性是英国人民的共同财富”。2006年,英国政府在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圣安德鲁斯协议》中承诺要促进旨在保护爱尔兰语的立法工作。

但是,长期的同化政策,使如今北爱尔兰会爱尔兰语的人仅剩10%,以至于《爱尔兰语法案》一直处于难产处境。

今天,随着南斯拉夫解体、爱尔兰共和军和巴斯克埃塔组织的停火,以及旧殖民地瓦解后移民潮的涌现,欧洲的民族问题主要是移民问题。2010年,欧盟总人口中,有4730万居民出生在外国,占总人口的9.4%,其中6.3%出生在非欧盟国家。

为顺应这一潮流,1983年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发布报告,鼓励媒体体现英国社会的“多种族特征”。BBC承诺“节目要反应英国社会的多元化,要走进民族、文化、宗教以及非宗教的团体,促使英国人了解他们的风俗和想法”。

此外,一些巴士司机被获准工作时不用穿统一制服,并保留宗教服饰及大胡子。2001年,穆斯林女警被允许戴头巾工作。2009年,英国政府承诺到201111%的政府雇员将会是少数民族。

荷兰也以多元文化政策来应对人口构成的变化,并在1980年代将其定为国策。

1983年,荷兰颁布一套旨在保护外来移民的政策,特别是原荷兰殖民地移民以及在荷兰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外来雇工(必须符合这两点之一,才会被荷兰官方确定为少数民族,故华人在荷兰至今没有少数民族地位)。该政策的目的,在于推进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保障文化的多元以及帮助劣势民族提升社会地位。

如今,在英国、法国的政府文献上已经较少见“黑人”、“阿拉伯人”、“亚洲人”这样的称呼,尽量避免民族识别,身份证上不会标注种族信息,而只是有出生地信息。在荷兰,虽然法律上对少数民族的划分依然存在,荷兰政府和社会却越来越多地使用“Allochtoon”一词来指代父母至少有一方为外国人的荷兰人,而避免使用具体的民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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