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特首梁振英【2012年第11期】

究竟梁振英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反对者所称的“奸狼”,还是如支持者所说的良才?
      
“争议”特首梁振英【2012年第11期】       刚当选香港第四届行政长官的梁振英,由一个穷小子晋身成为新特首,听上去似乎又是一段香港仔奋斗成功史。梁振英参选以来也一直声称要做一个在阳光之下的特首,不过,香港本地市民对他却也是所知甚少——即使在本次特首选举中,特首候选人分别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揭底”战后,依然如此。
        究竟梁振英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反对者所称的“奸狼’’,还是如支持者所说的良才?
奋斗人生
1898年,英国强租山东威海卫(今称威海)。1920年代香港人口急增,英国要在外地招人到香港做警察维持治安,第一时间便看上性格忠直的山东人。一名17岁的山东小伙子梁忠恩,遂于上世纪20年代从山东到香港当警察。
    到1954年,梁忠恩得子振英时,已经43岁。身为警察的梁父家教甚严,用梁振英的话说,“身教多于言教,就算言教,都是指令你这、这、这、这样做。”代沟加上管教严厉,形成梁振英后来个性较独来独往。
    和现任特首曾荫权一样,梁振英也家境贫穷,一家人住在警察宿舍。在1966年梁父的退休大限到来之前,梁母江秀枝知道一家人会要搬离宿舍,于是在梁父退休前数年,全家总动员,到西环的一间塑料厂拿胶花回家,从早到晚不停做工,一个月赚300港元,大约等于梁父一个月工钱。梁每天早上要帮妈妈拿着20多斤白色斜布袋去塑料厂拿货,因为太重,导致今日有高低膊。梁振英在竞选网页谈及这段经历说:“退休金加上穿胶花赚来的钱足够我们在西环买一个400尺小单位。地方不大,但有自己的住所,多好!”
    梁振英的求学年代也过得特别节俭。梁振英中学时期就读香港官立名校英皇书院,后来他在接受英皇学弟访问时曾说,求学时为节省每天两毫车费及饭钱,每天中午都会步行回家午休”这当然是最辛苦的的特别是夏天,单回头一想,这种经历就是一中锻炼。
 
与梁振英相识逾40年的老同学陈润钧形容,梁振英自小为人诚实、有抱负,领导才能一早展现。他举例说,梁因身形高大,初中时被老师钦点担任足球队守门员,但由于英皇没有足球场,球队练球机会少,实力一般,与对手喇沙书院可谓实力玄虚,梁振英从球赛中一次又一次从龙门中拿球,英皇岁惨败,单梁振英与队友表现出的体育精神让人难忘。
    读学时候,梁振英一直靠杰出成绩拿到奖学金,不过于中五会考时失手,未考进大学,转读香港工业学院。1974年,他拿了测量系高级文凭后,决心到英国读测量。当时部分学费要靠姐姐变卖嫁妆。他在英国经常走路近两小时上下学,每星期亦在外卖店兼职十多小时o
         梁振英跟祖国的联系,始自他这一段的英伦岁月。据他接受媒体访问的说法,“有一次,参观一场中国对英国的国际篮球友谊赛,赛前奏起英国国歌,英国人肃然。赛事中,他们为自己国家落力呐喊助威。相反,中国队支持者就零星落索,士气低落。”这份落差对梁振英冲击很大,他开始留意和关心国家,与来自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组成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会副主席,为当地华侨在教堂的社区中心举办中文识字班。
    1977年,梁振英毕业,没有选择留英,反而回港加入仲量行当测量师。他说自己通常都是最早上班的一个,工作时间比同事长,30岁左右被擢升为这间英资大行200年历史中最年轻的合伙人。
从政之路
    适逢当时内地改革开放,26岁的梁便加入1979年成立的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这是一个由约20名包括法律、金融各界专业人士组成的香港民间组织,帮助内地的城市、港口,制定法规和吸引投资,教大陆官员做生意,例如买卖土地、招标。
    当时内地刚开放,邓小平宣布深圳为特区,作为改革试点。梁振英常回深圳当义工教师,不时过夜。那时深圳生活水准甚低,在深圳招待所十多人挤在一间房睡一晚,滋味虽不好受,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却让他有机会接触内地官员,深受器重。
    1984年,中英谈判进入尾声,中央政府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的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底届满。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问题,整个新界、包括新九龙的地产市场就会膨胀,出现大问题。然而在1984年的时候,中央政府尚无“房地产”、“年期”这些概念,碰上这个问题,不知从何人手。于是,港澳办找到了经常在内地讲解香港土地制度的梁振英做参谋。
    梁振英建议,无需业主实时拿出大笔钱补地价,而以征收新地租的方式解决新界地契年期届满问题。梁振英的建议,后来也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令界限街以北新界全部土地和楼宇买卖从此无年期之忧,稳定了大家对地产市场的信心。
    到了1985年《基本法》咨委会成立的时候,梁振英获邀担任委员。1988年,毛钧年
卸任《基本法》咨委会秘书长,由30余岁的梁振英接任。
    由于梁振英深受中方器重,不单已故的香港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在他的回忆录《大江东去》提到他是“地下”共产党员,曾入党的学友社前主席梁慕娴也相信梁振英已入党。但面对“共产党员”的疑问,梁振英—直否认。
    梁振英在内地讲学,渐获赏识,他的卖地知识对正大力发展地产的深圳、上海尤其有用,两地相继请他帮忙,策划卖地。1989年后,时任上海书记的朱镕基邀请梁振英所属的仲量行到上海开独资公司,深圳政府亦向他招手,但仲量行其他英、澳籍合伙人无兴趣,计划告吹。
    眼见深、沪大好机会,梁不想错过,遂于1993年离开仲量行,自立门户,开设梁振英测量师行,从东家聘请一大批旧同事过档。他的测量师行于1999年跟新加坡及英国两公司合组戴德梁行,他于2007年当上新公司亚太区主席。
    1997年香港回归后,梁振英获任行政会议成员,至2005年任行政会议召集人,为特区政府出谋献策。
    2003年SARS肆虐香港,市道凋零。梁振英受时任特首董建华之托,在一个寒冷的春日飞往北京,为中央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作最后破题商讨。梁自知重任在肩,想早机去晚机回,好让董建华早作部署,他连御寒大衣也没带便上路了o
    到了北京直奔某领导人家中,甫坐下,领导人劈头一句:“梁振英,你好好考虑清楚了,中央不是不愿撑香港,只是担心我们这边门一打开是关不上的。日后那么多内地游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问题,香港承受得了吗?”梁振英立即对那位领导人说:“这些顾虑我们早就思考过了,既然中央支持开放自由行,香港会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的。我们对香港的警察、海关、入境处的工作都有信心。”当时梁振英没有请示董建华,而先斩后奏。
未完......详见《凤凰周刊》2012年第11期   特约撰稿员/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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