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斥巨资加强国际研究-大陆拟筹建1 00个国别研究机构

         2011年从新年开始,意想不到的国际风云绵延不断,突尼斯首义的“茉莉花革命”,一路席卷阿拉伯世界各强人国家,余波迄今未绝。这股意想不到的冲击,对市场和资源遍及全球的中国,其影响自不待言。它暴露出一个问题,相较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决策之需,大陆官方应对国际变化时可资决策参考的研究远远不足。
        这一窘境,令大陆官方意识到其智库建设之不足,尤其是国别研究尚有大片空白。2011年底,官方大规模布局建设官方智库,在此背景下可视为亡羊补牢的及时之举。
        2011年II月,教育部悄然向各高校下发《关于培育区域和国别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基地的通知》。通知希望这些研究基地能“成为具有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智囊团和思想库”。至此,官方智库的再次大规模建设正式浮出水面。
        随后,北京大学等25所高校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两所研究机构,首批获准立项建设37个国家国别区域研究和国际教育研究培育基地。
        分管教育的国务委员刘延东,2011年在多个公开场合屡次谈及国别研究立项问题,据知情人透露,刘延东曾在一个场合提出,在支持已有的基础上,支持有条件的大学新设国别研究机构,而且至少要设立100个国别研究所。
结构失衡
        据2012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发布的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美国以1815个智库高居榜首,中国以425个智库居亚军。而据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估算,中国实际约有2500家大大小小的政策研究机构或智库,有35000名左右政策研究人员。据记者统计大陆国别研究中心、所或室在百所以上。
        大陆国别研究机构数量庞大,但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首先的失衡是区域研究投入不平衡。大陆国别研究中心中,美国研究中心的数目居首,约有17所高校设有相关研究中心,还有社科院等专门研究机构设置的4个美国研究所。紧随其后的是日本研究中心,约14所。而以大范围区域为研究对象的机构包括:欧洲研究中心(约18所)、非洲研究中心(9所)、亚洲研究中心(8所)和中东研究中心(6所),以少数拉美研究中心等。
        今天,美国研究中心与欧洲研究中心几乎成为有国别研究所的高校或研究机构的“标配”。对亚非拉的国别研究,则几近空白,像对外经贸大学的葡语国家研究中心、苏州大学的老挝研究中心,只是刚刚才成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官少朋教授称:“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大概一半都是研究美国的,但认真分析,实际上是研究中美关系,并不是真正研究美国。”
        此外,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如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专门研究机构亦屈指可数,但这两国在大陆海外矿产来源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阿拉伯之春”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曾撰文称,政府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中小国家研究的重要性,应加大投资,建立相关研究机构与专家队伍。
        官少朋教授亦坦承,目前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研究不符合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我们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只向美国开放、欧洲开放,是要向世界开放”
        另—个夫衡,是从事国际研究的群体在知识结构上的失衡。北大政治哲学教授李强曾这样评价:“你看那些国际学者的言论,就是—个时事评论员,就时事谈时事,浮在面上,没有深厚的历史、哲学、宗教视野o”
        由于大陆官方的政策需要与资助导向,现代国别研究—直以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及国际安全和战略为重点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宏大的国家关系和战略层面,对具体而微的问题则少有研究关注,社会性的实地与长期调查研究则更是付诸阙如。
    “比如日本问题或者中日关系,大概几千篇论文;但如果缩到很重要的具体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比如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论文可能少得让你吃惊。”谈到上述现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所长李寒梅称,这也跟学术体制及评价体制有关,“研究者现在相关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定的压力过重,使得难以长期坐冷板凳。”
为近距离触摸国外社情,近年来中共高层力推学者出国考察。“现在政府每年出全资派出去7500个博士生,让他们海外待一年,但从我在美国接触的情况来看,他们弄的课题乱七八糟,钱都打水漂了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直言不讳。
智库市场
    这次大陆再造智库动作很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相关负责人问记者表示,北京大学共有5所研究机构获此次专项拨款支持,包括非洲研究中心与美国研究中心。此外,除已存在的研究机构以外,诸如宁夏大学的阿拉伯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欧盟、俄罗斯与英国研究中心均为获准立项与拨款启动的新设研究机构。
    不过,官少朋不认为教育部下发的文件能使国别研究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他以企业的发展为例,“现在的企业,以自主创新为主,国家给予扶持,而不是国家主导兴办企业,其中的动力不一样。国别研究也应如此,应该由内在的源动力去推动,而非靠外生动力。”
    “其实,我觉得建100个国别研究所都不够,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研究所,形成不了竞争,还会有垄断知识供给的问题。”高柏教授说。
    大陆现已认识到,完全依靠党政系统内部官僚或内部智囊的决策体制已很难适应新形势。但手有资源该如何运用,并不容易找到答案。
    智库在美国,运作方式类似企业,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形成接近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和供给竞争格局。
    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为例,其每年预算收入有65%左右来自民间捐款,其中包括三大基金会卡内基、洛克菲勒与福特基金会,还有企业与个人的捐款。政府部分的资金支持仅占3% - 4%,以尽力保证研究结果与政策建议的客观陛与独立性。
    美国众多智库在市场中的竞争压力不小,在推销思想产品、政策建议与分析中投入
大量宣传资金。2007年,布鲁金斯学会就曾花费400万美元之巨推销与传播研究成果。
    在研究人员的培养上,旋转门(Revo-lving Door)是美国特有的智库机制,指称政府官员智库、高校教授及商界名流之间的流通与职位转换。每四年总统大选之后,很多卸任官员进入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同时也产生许多进入政府担任要职的智库研究员。
    布鲁金斯学会现任研究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前大学教授,一类为前政府官员。在其200名研究员中,有1/2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目前为止,布鲁斯金学会研究员加入奥巴马政府的约40位左右。其最直接效果即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建议可以迅速抵达白宫国会与相关政府机构,从而对政策制定产生直接影响。
    显然,由于大陆官员与学者产生渠道的殊异与长期封闭,造成知识生产使用体系的割裂和相互抱怨。在生产者与需求者这两大体系的关系上,中美两国体制间的差异无远弗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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