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重庆故事(2)【2012年第11期】

山城换帅

就在温家宝表态余波未尽的时候,重庆市委于3月15日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变动的决定。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会上宣布,“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何挺同志为重庆市副市长人选,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何挺、王立军的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滥觞于2月的王立军事件,至此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和效应。李源潮在讲话中不再提及“孤立事件”的表述,转而指出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他同时明确强调,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产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以来,一共有过四起政治局委员在届中不再兼任或担任地方党委书记的安排,分别是:200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免去陈良宇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200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张立昌同志不再兼任天津市委书记;2010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王乐泉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2012年3月15日薄熙来去职。这四起任职变化的背景、过程、结果各不相同,但从中对比,仍可帮助解读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个中曲折。

首先,薄熙来作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不再兼任重庆的地方领导职务,但按照惯例仍可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席交接大会。然而3月15日的大会上,主席台上并没有薄熙来的座位。在之前的三例任免中,除陈良宇因为已经被停止职务、接受审查外,王乐泉、张立昌均出席了交接大会,并作了告别发言。

其次,在王乐泉、张立昌的任免中,中共中央均对两人在地方党委书记任上的工作进行了肯定评价,分别使用了“充分肯定”和“满意”。李源潮在讲话中,则并没有对薄熙来的工作作评价,但强调了中央对重庆工作是肯定的,并将重庆取得的发展成果归功于“市委市政府”、“历任与现任领导班子”,态度似乎要较温家宝此前的表态和缓周全。

此外,在王乐泉和张立昌的免职决定公布后,中央几乎是立即宣布了他们的新职务,王乐泉在任免大会上就已被宣布出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张立昌则在任免大会后第二天被批准担任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薄熙来在免职之后,并没有被宣布新职务,在中组部的任免讲话中,也没有“另有任用”的字眼出现。

中共中央选择张德江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也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副总理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首例。此前,只有在文革前,柯庆施曾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4个月,直到逝世。

从任职资历看,张德江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有着稳定大局的作用。如李源潮所介绍,张德江历任吉林、浙江、广东三省党委书记,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年主政三个不同类型省份的资历,放眼党内,无人能出其右。因此正如李源潮所说,要“确保重庆市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张德江可能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由于张德江已经出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八大换届时又还没有到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高任职年龄,因此继续留任现有职务或担任更高级别职务的可能性都不小。其在重庆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凭借他的资历和威望,确保重庆在十八大前能够稳定过渡。

和张德江一同出现在干部交接大会上的高级干部,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和中组部部务委员、干部二局局长潘立刚。作为宣传系统资历最深的副部级干部,蔡名照出现在以“唱红”作为宣传工作核心的重庆,尤其引人注目。相比之下,负责宣读任免决定的张纪南和负责干部二局(地方干部局)的潘立刚的在场,都还算符合这次任免的政治语境。

在张德江的任免之外,何挺担任重庆市副市长的决定也值得关注。官方报道显示,何挺已经兼任了重庆市政法委副书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亦于3月23日正式任命何挺为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这预示着公安系统出身、在青海兼任公安厅长的他,应该是在重庆继续分管政法方面的工作。

50岁的何挺对重庆并不陌生,他于1979-1983年就读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算起来还是现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法律系81级)的学长。更有趣的是,何挺与现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还是本科同班同学。在2009年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成立30周年的庆祝会上,一位校友还拿出当年的日记,其中记录了他和何挺、杨焕宁三人智擒劫匪、令警察刮目相看的故事。何挺后来还和杨焕宁同在公安部刑侦局工作,直到2007年外放甘肃省任省长助理、公安厅长,至今已历任三省公安系统主官,是不多见的兼具中央与地方经验的政法干部之一。

王立军去后,空出的位置将由谁来填补,也是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此前在重庆市公安局,王立军的行政职务是局长,党内职务是党委书记。重庆市委于2月初作出免去王立军职务的决定后,党内职务的免去可立即生效,但行政职务(即公安局局长)还需经法律程序——通过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才正式生效。此后一个多月内,“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一词未见于任何媒体,直至3月23日何挺被任命为公安局长的报道面世。

相形之下,重庆市江津区原区委书记关海祥以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身份的亮相低调得多。2月18日的《重庆日报》报道,原江津区区委书记关海祥以“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身份参与了重庆公安局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此前,重庆官方并没有公开宣布这一新的委任。关海祥和王立军同为蒙古族,关本人曾在共青团中央工作15年之久,于2009年由北京调任重庆。
重庆旧部

整个重庆市的干部面貌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部分与薄熙来很早就有过工作关系的干部。

排名第一的王立军,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52岁的王立军平民出身,从基层一路打拼。出生在内蒙古阿尔山,儿时入选过内蒙古少年拳击队,擅长绘画和书法,书法曾获辽宁省第五名。青年时,先后当过知青、入伍参军、退役后当林场工人、司机。1984年,辽宁铁法市(经调兵山市)公安局公开招募警员,王立军加入警界,从此得入仕途。因工作成绩出色,王立军在警局一路升迁,28岁出任该市晓南镇派出所所长,34岁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在打黑除恶工作中颇得声名。2000年8月任局长,第二年初,即受命公安部和辽宁省省委赴盘锦市“打黑”。2003年5月,盘锦“打黑”结束不久,王立军调任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

2008年6月,在薄熙来2007年赴重庆履职后,王立军也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次年7月10日,重庆市掀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打黑”令世人瞩目。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因充当黑社会保护伞而于2009年落马,第二年被判处死刑。此案震动全国,案情涉及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弢、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经侦总队原总队长赵利明、市交管局原局长陈洪刚、市煤监局副局长王西平等一批政府官员。这场持续两年多的行动,被官方认为是自1983年“严打”以来最大规模的治安整治。

尽管媒体对于重庆“打黑”多有赞誉,但亦有批评之声发出,学者贺卫方曾以《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的方式,公开表达不同看法。争议高潮起于2009年北京律师李庄为被控为重庆“黑社会”头目的龚刚模辩护时,被重庆市检察院以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逮捕。李庄获罪引起广泛争议,重庆警方被司法界人士指责在打黑过程中违反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这样的争议薄熙来多次反驳,甚至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今年“两会”期间,薄熙来也肯定王立军“确实是做了不少的事情”,“他破案是有办法的。”

2011年5月27日,王立军当选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升至他仕途的顶峰。这位平民子弟升至副部级、被看作英雄和政坛新星,正值光环当头,却迅速直坠云头。

王立军并不是唯一曾在薄熙来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工作的重庆官员。现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区长的方海洋,就曾在薄熙来大连市委书记任内担任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又在薄熙来辽宁省长任内担任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现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吴文康在2008年调任重庆之前,则曾担任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方海洋和王立军调任重庆的时间几乎一致,都是在2008年6月。更早来到重庆的,还有薄熙来商务部长任内的一些商务部系统干部。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的徐鸣,是上述诸人中级别最高、职务最重要的官员。在重庆主要领导职务调整后,徐鸣出现在公开报道中的频率明显增多,重庆市政府的网页也突然公布了徐鸣的详细简历。根据该份简历,原任商务部综合司司长的徐鸣在2008年4月出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两年后晋升副部级,成为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去年底更执掌重庆近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开发区,出任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和徐鸣的路径相似的,还有原商务部副司级干部李新明,他在2007年12月出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并在2008年4月徐鸣调任重庆后,外放重庆北部新区管委会担任副主任。李新明现在的职务是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又和徐鸣成为了工作搭档。
稳定大局为要务

3月15日后,重庆风向已变,但当地政府以稳定大局为要务,所以各方并无太大变化,只在宣传上强调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公安局门口的广告牌上,仍然贴着鼓励群众举报的“打黑除恶”海报。

也有暗示调整的信息出现。过去重庆人民大礼堂和其门前的人民广场是“唱红”集中地,3月15后,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出现一条附有照片的帖子,照片上一块绿色告示牌上书:“因周边居民多次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影响正常作息,强烈要求加强管理,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落款是“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2012年3月15日”。这张告示牌引起“重庆去红”的传闻,但很快有到过现场的媒体称,没有在广场上找到这块告示牌,也无人听说广场禁止歌舞。一位当地的政府人员更明确告诉记者,重庆没有禁止“唱红”,“只是不再大张旗鼓地提倡,对民间的态度是:各随所愿。”

不过,人民网发布的一条消息却值得关注。3月20日,重庆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了《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及市高法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保障司法公正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显示当局的维稳准备和未来对“打黑”可能纠偏。

除了安稳过渡,重庆政府也着力不让本地经济受人事变动的影响。王立军事件之后,有跨国公司对于未来在重庆的方向感到困惑。对薄去职反应最为强烈的当属日本经济界。

日本最大的财经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于3月15日以《引进日企、与日关系深厚的薄熙来被撤,冲击日企》为标题,文章记载了薄熙来主政大连时,就引进日本家电企业佳能、松下和东芝等以发展大连经济,并因此创出政绩。主持重庆后,薄继续与日本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合作,也引进日本便利店罗森(Lawson)到重庆开店,有日企高管现在感到不安:“恐怕本社的中国战略要受影响。”

这些不安也为重庆现任领导班子掌握。张德江于3月21日下午会见了来渝出席国际云计算博览会的宏碁集团董事长王振堂一行,张德江专门表示:今后重庆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护投资人利益。

当日,黄奇帆也与多家银行行长、金融监管机构及重庆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言及政府扶持微型企业的计划,事关就业和民生,各银行和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

可以说,王立军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变动,虽然让重庆创下多个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例”,但当地的稳定局面已在一系列平顺交接过渡中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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