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世界“大选年”

      2012年作为世界选举周期的大重合年,使得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在今年显得特别高。对中国来说,面对此起彼伏的选举哨声,产生一种无从人手之感也很容易理解。全球分裂感不断扩大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选举临近的时候,各国政治精英对本国国内事务的关注程度急剧增加,国家间领导层互访减少,这本身就不利于防止大国冲突的及时化解。更为重要的是,各国民众及其情绪不得不受到重视,各国自身平时积累的很多问题都会通过选举、通过民意的释放而爆发出来。这样,一些国家的候选人会以牺牲对外关系为代价取悦选民以利当选。也就是在各选举国家,政治精英基本会在领土、人权、贫富、就业等问题上表达强硬主张,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凸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全球化是一种密集的全球网络,各国在其中相互影响。这些年来,随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享受主权名义的民族国家,特别是小国实际上的主权地位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流失了。
      从前,主权经济和主权政治合二为一,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大众民主的发展使得政治主权不断强化,但政府对全球化的经济活动往往很难管理和规制。搭乘全球化这条船,中国资本得以快速流到很多选举国家。
       如今,全球化正在激发各地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互动过程中,狭隘的非理性民族主义情绪处处可见。强大的外在压力和选票压力导致政治人物不得不通过政权的力量保护地方利益。这种情形在民主国家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尤甚,民主意味着选票,选票又等同于地方利益。
另外,现在各国的选举周期太短,很难产生强势政府。领导人物的频繁变换,经常导致他们的短期利益观念,很难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长远利益观念,而是说制度限制了他们,使其不得不具有短期利益观念。在国际事务上,如果领导人只着眼于短期利益,看不到长期利益,那么会产生很多问题,甚至冲突。
弱政府往往很难面对和应付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基本面看,主权经济体没有了,政府很难控制资金和技术不流向其他国家。
中国加入WTO和所有其他的主要国际组织后,相当于毫不费力地“放弃”了一部分经济主权。这样一来,一方面民众表达对政治权威的诉求,另一方面主权越来越少。于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矛盾在大选年明显地表现出来。最后可能造成全球治理出现大问题,变得无秩序。应加强利益攸关者分析
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攸关者。过去只有在那些拥有全球意图的大国,只有在那些传统上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才会在自己的选举事件中周期性地涉及中国因素和中国利益。现在,关涉中国利益的选举以及中国因素影响下的选举不仅在数量上大为增加,而且茌关涉程度和影响程度上也有明显的增长。
中国对各国大选的研究,应加强利益攸关者分析,即要评估中国对于特定选举的需求与期待,辨析中国利益在特定选举中的关涉程度,研究中国因素对于特定选举的权力影响,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合理诉求。
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们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发达国家的常态选举,一种是中国周边国家及地区的选举,一种是北非中东的转型国家选举。
发达国家,因为有成熟中产阶级等社会条件支撑,政党在竞选中都会向中间靠拢,选举带来的国策变化比较少。韩国、法国、日本、美国这几个国家的领导更迭,对中国外部环境的影响,其变数效应是递减的。选举期间,他们口号很多、用词猛烈,但由于政治与政分离,选举口号不见得会变成实际的政策。中国因此要看清局势,不必过分看重一时的大选。
在中国周边,台湾地区和俄罗斯,大选无变数,普京回归可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会更多。但蒙古国、韩国、印度的大选,因其内部存在很大的冲突、分歧,给中国带来的风险不可小觑。
民主本身只是表达意见的通道,它不意味着建构,不是建设性的。但如果社会分裂,就有可能通过民主而放大这种对立。中东、北非地区,很多民主政体往往和政府腐败、人民贫穷和社会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大选年将可能使地区动荡深化,进一步波及中国在当地的利益。这些转型国家实际最需要的不是选举,而是国家权威的重建。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还没能够主导议程,总是回应别人的说法,然后准备着承认既定现实。严格说来,中国的外交思维仍然停留在李鸿章时代的“抵御性”外交和毛泽东时代的
“求生存”外交。从前中国缺少外交资源,现在则是大量浪费外交资源,或者很多资源被闲置着没有被动员起来。
 最近,国际社会常常讨论国家资本主义,实际是在批评中国对国际市场的行政干预。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导致社会资源枯竭,所积累的财富也不能为政府所支配,而是为少数代理者所支配。这样,遭受危险的最后仍是国家自身。
 因此,中国应做好知识上的储备和政策上的准备,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替你建立话语体系、替你传播立场。话语权的建立不仅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也要看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今年有这么多的国家进行大选,刚好给中国深入观察提供了契机。中国应区别制定战略,一步一步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记者孙荣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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