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特区”开锣【2012年第12期】

“温州金融特区”开锣

温州民间借贷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获批成立。官方通讯社引述分析人士说,国务院藉温州改革向外传递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等政策信号。

这被认为可能是本届总理在任内推动的最后一项金融改革,也是由温家宝亲自调研并推动落实的金融试点。

作为中国大陆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温州之前数次成为中国的试点城市,1987年列为第一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2002年是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未有任何实质性制度改变。此番金融改革试水能改到什么程度,外界高度关注。

总理温州调研促改革

2011年10月的第一周的双休日,周德文推掉所有应酬活动。这天,身为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的周,应温州市政府邀请,参加了温家宝主持的温州金融座谈会。与会的还有其他温州中小企业代表和本地党政官员。

周德文回忆,温家宝言辞恳切说:“我知道有些人是指定来的,但还是希望你们说真话,反映温州的真实情况。”周德文说:“我一听这话,心里就有底了。”

“按规定每人发言5分钟,可我说了28分钟。当着总理的面,给人民银行、银监会提出了意见。”周德文透露,他一口气提出五条建议,其中“建议国务院设立国家中小企业管理总局”得到温家宝当场肯定。温向他表示,回京后将会同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当月底,温州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最重要的是《关于进一步加快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此前当地已上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二者内容大同小异。

按温州方面的设想,金融改革试验方向是推进地方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民间金融规范发展示范区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示范区,具体包括:增加小额贷款公司数量,成立11家股份制村镇银行,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出台《放贷人管理条例》,成立金融资产场外交易市场等。方案也建议,在温州选择几个县市区,各选一个行政村或乡镇,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的试点,探索建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长期观察温州模式的浙大教授史晋川,是方案的参与执笔人之一。他向本刊透露,2010年10月,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找到他,希望浙江大学为温州金融改革做一个调研。次年4月,史的规划方案如期送抵陈的办公桌,报告名为《温州金融改革创新报告》,亦即后来温州方案的蓝本。

当地上报了该方案以后,一直翘首盼复。“两会”期间,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对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开促请:“今天趁着银监会主席在场,我来谈个建议,希望能放活民间资本,尽快启动实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而尚则回应称,《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部委会签已完毕,但该方案还要经过一定程序才能出台。

3月14日,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的讲话,为温州金融改革一锤定音:“我们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

3月21日,赵洪祝“两会”刚结束,未做休整,即走马温州,知情人称其“一个下午就走访了永嘉、瓯海等几个地方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又访谈了几个民企负责人,称得上马不停蹄”。

仅仅一周后,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即正式获批成立。效率之高背后,亦可见形势之急。

“12条”方案之外

最终公布的方案虽与早先温州报批版本缩水不少,但保留不少亮点,如政府承诺允许温州的民间借贷机构依法设立投资企业,以便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此前温州民间借贷机构的法律地位一直游走在边缘状态。

根据温州的试点方案,个人可实现境外直接投资(年度总额不超过2亿美元,单项投资不超过300万美元),用于设立、收购或者投资于海外市场的非金融企业。温州居民还可以将海外获得利润进行再投资。

对于后者,温州当地学者称,温州是侨乡,之前温州人依靠国外亲戚朋友投资海外。如今海外投资合法化,为温州民资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投资渠道,对于缓解国家外汇储备压力也是一种尝试。

温州金融改革方案参与执笔人之一的史晋川教授原本希望,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下,构建温州地方直接融资平台,最后实现区域利率市场化。但正如财经学者叶檀所料,温州的金融改革并没有涉及利率市场化。

最终公布的12条方案中,虽也有“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等,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还是更为注重民资的疏导和监管,对中国金融体系“动刀”不多,注重“量”而非“质”。

不过,在本地经济学者眼中,方案之外的“配套”同样重要。比如有欠“职业经理人”意识的温州商人需要改变观念,比如改革需要的外部法律环境等。给打着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等旗号的地下钱庄颁发执照,使其以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合法运营,对当地金融监管系统来说,也面临重重压力和风险。

 

温州金融改革史

温州在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个天然的“民间金融实验室”,虽然未必经过“钦定”。

早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家庭工商业即在资源贫乏的温州蓬勃兴盛。民间金融亦由此发育,专门从事货币经营的金融专业户应运而生,其最鼎盛的1980年代初期,仅乐清柳市镇就有“标会”的大小会主100多个,另有规模不小的私人钱庄,如号称“中国第一家”的温州人方培林的“方兴钱庄”。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有关人士称,这些被称为“标会”、“抬会”的民间金融中介最初只是以家庭资金互助的形式存在,后期很多人卷入高利贷泥沼不能自拔,“抬会”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断裂、崩盘。据公开资料介绍,短短3个月,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以投机倒把罪名被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但在清理整顿非法“标会”同时,温州民间金融的一些正常改革探索,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下,仍继续进行。据温州人行资料显示,1986年11月,温州人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创办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这都开创了中国大陆民营金融机构的先河。

1988年,经省人民银行批准,温州设立16家农村金融服务社——这与城市信用社一样,同属股份制信用合作组织,只因它们设在县城,所以名称有所区别。

1992年8月,温州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苍南成立。

温州民间金融发展至高潮期,有较成规模的33家民营小金融服务机构,总资产已达20亿元左右,较有名的几家存款一度超亿元,股东权益逾千万——彼时大陆各地办了几十年的隶属官方的农村信用社,一般仅有四五千万元的资金规模。

然而,1990年代后期,大陆开始集中清理整顿地方非法中小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对政策刺激的特有敏感,令这些民资金融机构纷纷退市。此后,温州和大陆其他地区一样,从1980年代延续至1990年代中期、被外界经济学家赞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改革及试验就此停滞不前。

2002年,温州一度有望成为大陆首个金融改革试验点,但后来不了了之。“当时审批这个方案的领导人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但是他在批示温州这个方案不久,就被调到天津任职”。温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诸葛隽对此不无遗憾,“他把天津金融改革倒是搞得很好,当然也有温州没有好好把握时机的原因。”

《凤凰周刊》2012年11期 《凤凰周刊》 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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