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资本与制度祛魅【2012年第12期】

道德资本与制度祛魅
 

当下国内的各种诉求归根结底多是权利诉求,我们正处于一个为权利而奔走的时代。在这个对权利和权力认知双重觉醒的新时代,如何继承和发扬已然笼罩我们数千年之久的儒家传统文化,委实让吾国与吾民纠结不已、焦虑不堪。

众所周知,本土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树起了“儒教宪政”的大旗,志在西方自由民主宪政之外开辟一条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儒教宪政之路。对蒋庆推崇备至的秋风先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传统的“华夏-中国治理史”经验足以证明传统中国本系宪政体制,后人只是对此不曾觉悟罢了。儒家文化及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如蒋庆和秋风所阐述的那样么?儒教到底能为我们今日之宪政建设提供何种本土资源,我们又该如何吸取儒学政制几千年来的失败教训呢?

窃以为,《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一书对此等疑问作了有论有据的回应,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宪政建设之同仁学习参考。此书系著名宪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的最新力作,重点探究了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脉络,为读者重新认识和解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视角。拜读是书,我们不难领会古典文化厚重的道德资本,同时又深感对儒家进行制度上的祛魅是何等的时不我待,否则当代中国之宪政建设难免会重蹈千年来儒家失败历史之覆辙。

道德资本是吾国古典政治哲学留给吾民的宝贵财富,是今日宪政建设之时务必重视、须臾不可废弃之政治思想菁华。因为贯穿儒、墨、道三家道德资本的主线是人格尊严,而西方宪政理念不正是发轫于人格尊严之思想源泉么?西方宪政体制极尽限制权力、保障权利之能事亦不正是为了捍卫人之人格尊严么?

由是观之,在道德伦理观念上,我国古典政治文化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宪政体制并无冲突,相反,彼此之间可谓是心有灵犀、曲通暗合。既然在道德资本上中西互通、旨趣相投,那缘何在实践发展道路上中西差别如此之大呢?几千年来的中国专制政体可是彻底站到了西方宪政体制的反面,何以如此?又何以至此?

反思并解答此等疑问,乃此书之重要意蕴。作者认为,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都不信任平民百姓的判断能力,尤其是判断政治是非之能力,道家和法家更是自不待言。拯救天下是传统儒学和当代宪政主义的共同情怀,但在实现路径上儒家却以少数君子为依托,宪政则以万民为寄所。对平民百姓的不信任和偏见及对君子的厚爱,使几千年来政治在我国始终是精英之事,而非孙中山所言的众人之事。排斥民主和大众参与,此诚儒家政体最终沦为君主专制之原因。

管孔孟君主仁政寄情甚深,但无论如何,孔孟从来没有明确主张统治者应该出于尊重人的内在价值而施行仁政,人民仅仅是被同情和怜悯的客体而非政治之主体,仁政不过是同情和怜悯人民的仁慈之政。这种缺乏人民的主体性参与而仅仅依君子仁人内在因素的仁慈之政是可遇而不可求,它缺乏外在的制度约束与保障,其结果往往会走向仁政反面的暴政。我国历朝历代历史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么?

没有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古典政治文化的制度祛魅,还天下臣民以权利和自由,那21世纪的我们注定难以走出中国历史的循环套。道德资本固然重要,但它只是目标而不是手段。没有手段,再高尚的目的不过是乌托邦。“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所谓世事,就是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制度。我们唯有对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制度进行大胆祛魅,才能真正接受“应世事”的西学,真诚地服膺并接受西方着眼于权力制衡、分立的宪政制度。一句话,《为了人的尊严》告诉我们,在继承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的道德资本时,我们万万不能忘了对其制度架构予以祛魅。 

《凤凰周刊》2012年12期 《凤凰周刊》 刘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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