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理性应对群体维权

入选理由

“群体性事件”、“维稳”已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和日常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2004年的这一组报道,选取了三个性质特征各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为样本,剖析了中国社会当前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社会矛盾所在,以及普遍的社会心理,推出如此篇幅的报道不能不说独具慧眼。作为调查报道,三个单独的事件报道均为上乘之作,而点题的分析评论则更使之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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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天王兴业集团工人汇集厂区大门,民警双方态势平和。

内容概要

游行、示威、罢工,在大陆以往主流意识形态中,一直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严格控制,遑论公开和全民讨论。然而,2004年10月,先后发生在大陆深圳、万州、咸阳三地的群体维权事件,却使这一形态得以松动。由国企改制引发的劳资纠纷案例,在正处于“国企改制进行时”的大陆并不鲜见。而“咸阳事件”之特殊,在于工人组织规模(5000人)、维权行动的延续时间(静坐40天),以及地方政府所给予的定性(“合法维权”),都异乎寻常,而且事态的演变也出人意表。

在万州,短短几小时内,重庆市万州区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数百人冲击区政府的打砸抢事件,导致多人流血、大量政府财产被毁。而这一切仅仅起源于一场由行人碰撞引发的小误会。其中起催化作用的,不过是一句诈言以及它的讹传:出手打人的一方谎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凡事皆可摆平。仅此一端,足以激怒围观群众,再通过放大走形,一起大规模恶性冲突就此酿成。过程看似荒诞,结局却引人深思。

与此同时,大陆南端的传统民工输入地深圳,在“民工荒”背景下,出现民工组织的大规模堵路讨薪行动,最终促成政府解决问题。1978年之后,大量“廉价”民工进城,逐渐成长为一个区别于旧有城市工人的“新工人阶层”。近年来,“第二代新工人阶层”不再像他们的前辈以自杀、爬吊塔、跳楼秀等方式向资方讨薪,文化素质提振、法律意识渐强,以及制造业发生的民工荒,让工人越来越倾向选择团结起来,有组织地以停工请愿的方式,向政府集体陈情。倾向资方、轻视劳动力的大陆廉价劳力发展模式,似乎也在摇撼中开始松动。

以2010年的眼光,再度检视2004年这三场群体维权事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甚至2004年后至今,相似场景也会一次次闪现大陆。

不断重复的背后,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人们印象中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往往因为农民、城市贫民活不下去而发生;今天的社会冲突,却可能仅因为工人对未来命运的担心,甚至一个误会,也能酿成一场波及全城的流血骚乱。社会生态之脆弱,暴露无遗。

防止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演化为失去控制的破坏力量,这对于力图在稳定中求发展的大陆至关重要。

面对咸阳的静坐维权,万州的非理性骚动,深圳的堵路陈情,各级地方政府的处置手法,都是在不违法不追究的框架内进行操作,积极主动以对话方式,寻求与民众达成谅解,表现得相当宽容、克制和理性。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方式,也成了2004年后,地方政府对类似群体维权事件进行处置的主流。

编者后记

2003、2004年,《凤凰周刊》连续报道多起国内群体性事件。由于早期对群体性事件的舆论控制,本刊对该领域的这种大篇幅、集中式报道应是大陆当年仅见的媒体现象。回头来看,这是《凤凰周刊》第一次因为内地报道获得空前关注和反馈,也可以说,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是《凤凰周刊》找到的第一个自己独有的内地新闻的报道空间。

2005年后,“群体性事件频发期已到来”的认知开始为官方公开承认,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开始在地方政府的实践和学界的研究总结中模式化,“维稳”则成为控制此类不稳定因素的最终制度落实。

随之而来的,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渐渐常规化。尤其遇到有重大影响的群体事件,几乎每次都由网络最先撕开本地信息封锁的口子,外地媒体跟进,最后官方高调处理、自我总结。《凤凰周刊》也一如既往,持续关注了由征地拆迁、劳资纠纷、民族情绪、环境污染等各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演变。不过,对这一领域的报道再也不可能成为某个媒体的独门武器—这个媒体体验本身,也是我们见证的历史的一部分。By 涂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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