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

入选理由

人体器官移植是《凤凰周刊》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而且都是由记者谌彦辉经手。这篇入选稿件不见得比同作者同题的其他稿件更优秀,而是在于因为这一次报道内容的特殊性—中国成为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大批外国人到中国做移植手术,它发表后,对中国有关器官移植的公共政策产生了直接促进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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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没有专门针对器官中介的规定,只是原则性规定禁止器官买卖。


内容概要

“要么去中国,要么死亡。”这是许多韩国器官移植病人,来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前,已经作出的人生最后赌注。大多数需要器官移植的韩国人,在本国寻求脑死亡者的器官,就像摘取天上的星星一样困难。但这个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004年12月曾创下一周之内完成44例肝脏移植手术的纪录。以每周5天工作日计算,日均进行了8.8例肝脏移植手术。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移植手术的病人是韩国人。海外媒体称,在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可达到1000人。

器官供体来源“丰富”的背后,是大陆官方公开承认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的微妙事实。不需要漫长排期,甚至是一个星期,即可用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完成一例肝脏移植手术。

韩国人带动了赴华器官移植的国际风潮。日本、印度、马来西亚、沙特、埃及、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患者蜂拥而至。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病区中心的咖啡厅,看上去像是个“国际会议俱乐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在此交流看病心得。中介组织悄然出现。由于韩国人来华移植器官者众多,这些中介以韩国的医疗人士和接受肝脏移植手术患者的家属为服务对象,逐渐形成组织,并且以相关名称建立了专用网络聊天室。韩国联合通讯社驻北京特派员朴基成介绍,有的中介在两三年内已介绍300多名患者到中国。

一条完整的器官移植产业链条正在形成。朴基成说,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医院也争先恐后雇用朝鲜族工作人员,招揽韩国患者。韩国政府对患者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持默认态度,但常有传言称,患者回韩国后“住院将遭到拒绝”,因为“韩国方面不愿意替中国医院擦屁股”。

一面是外国人赴华器官移植的灰色地带,另一面,普通大陆本土民众却仰望高昂的移植费用,无力进行手术。这就造成在一些地区,外国患者移植手术的数量超过大陆患者。依照国际惯例,各国一般优先考虑对本国患者施救,对于外籍人员到境内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有一些限制条件。不过在大陆医疗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器官移植不存在区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应该区分富人与穷人。这种手术目前无法调低价格,国家和政府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医院。

另一种声音则说,这就是变相的器官走私。卫生医疗主管部门对此的反应,是在2005年惩处了部分医院。一些省份已经开始禁止给外国人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只不过,这一政策时紧时松。

记者后记

本刊关于器官移植调查已连续报道了三次。2006年2月15日,《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报道出来后,一些省份开始禁止给外国人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据称有医院的器官移植外科主任和院长都受到了处分。2007年5月,卫生部发布《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申明人体器官移植优先满足中国公民的需要。

2008年11月中旬,我再度深入调查,发现国家禁令再次处于下风,大陆已形成一项颇具规模产业的“器官移植旅游”。与此同时,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对一位来自日本的器官中介作出判决,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在调查中,我获得了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奥正史的鼎力支持以及日本驻沈阳同行的帮助,最终,报道使一直游离在法外的器官中介获得公众关注,并引起法律界的深思。

2009年4月,我意外得知,自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来自死刑犯捐献的器官越来越少,一些急需移植器官的患者不得不“另谋他途”。一些器官中介成天在医院晃悠,只要患者肯出钱,他们去社会上找来捐肾者。活体器官交易已呈规模化。这篇报道出来后,卫生部在同年7月于长沙召开第一次规范亲体移植标准的讨论会。据悉,国务院法制办将出台相应法律予以规范。

一个小插曲是:某医院院长兼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通过我对他们的批评报道认识了我,之后他时不时跟我透露一些器官移植最新发展的政策动态。这是我多年做批评报道的经历里,第一次赢得了被批评方的尊重,感到很欣慰。通常,被批评者是会打电话恐吓或在网络上撰文辱骂我,并进行人身攻击的。By 谌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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