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廉政署:防贪大于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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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廉政官展示高科技的办案工具,分别是以名片作为掩护的针孔摄影机(左起)、以眼镜作为掩护的针孔摄影机与隐藏型耳鼓式无线电耳机。

神秘组织“政风狗仔队” 科技让贪官现形

据台湾媒体报道,“廉政署”有个“神秘”组织,上百名成员遍布全台,彼此以代号互称;他们不但要有忍受酷热本事,还要神鬼不忌。

这个临时编组,曾被司法界称为“政风狗仔队”;“廉政署”成立后,名称已由政风特搜组改为“廉政查缉队”。队员们跟监拍下的照片,在北投缆车及南港展览馆弊案中,提供启动侦查的关键证据;近年几波成功的行动搜证,让涉贪司法官现形。

“狗仔队”只是跟拍,再看图说故事;特搜组或查缉队除了跟监拍照,还要整合其他线索与证据,分析研判犯罪态样,协助检察官让涉案者伏法。“廉政署”肃贪组副组长王珏表示,用“狗仔”称这群队员,实在是污名。

“法务部政风司”2003年7月,调派10多名政风人员在北、中、南组成政风查处机动小组,锁定有违法失职嫌疑的公务员跟监调查,当时即被称为“狗仔队”。隔年,“法务部”成立“政风特搜组”,虽有人质疑违反人权,但因只在公共场所跟拍,且有许多司法官为此辞职或撤职,特搜组持续运作。

2005年“法务部”政风司收到一封检举函,指担任北投缆车案评审委员的某公立大学教授接受厂商招待喝花酒,“政风狗仔”出动行政调查却意外“开花”,查出北缆及南港展览馆弊案。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公务员常接受厂商招待饮宴,可能也会收钱。”王珏说,一般违反风纪的检举函,根本达不到启动司法调查门槛,行动搜证资料可说服法官核发通讯监察书,跟拍搜证辅以通讯译文,常能给不法者致命一击。

目前“廉政署”肃贪模式是接获情资后初步筛选,和当地政风人员确认后派查缉队员跟监,再持搜证资料声请通讯监察或发动搜索,进入司法调查阶段。

王珏表示,经过这些年训练与经验传承,从失败中学习,行动搜证能力已提升许多。“我们虽然面对暴力性较低的白领犯罪嫌疑人,但仍以安全为优先。”王珏常对各地查缉队员开玩笑说,安全最重要,就算要下跪才能离开危险的现场,也必须这么做。

“司法史上最大震撼”催生廉政署

类似廉政署或反贪局的动议,1990年代就在台湾开始讨论。在2008年马英九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政见中,它被正式提上日程。而进一步催生它的是被台湾媒体形容为“台湾司法史上最大震撼”的司法系统弊案。

2010年,台湾“检察总长”黄世铭新官上任,即揪出十余名名法官和检察官,他们涉嫌受贿后将一审后判19年的民意代表何智辉二审改判无罪。此案掀起的风暴迅速导致“司法院长”赖英照和“高等法院院长”黄水通辞职,也让马英九和时为“行政院长”的吴敦义决定加速司法改革,并将廉政署的设立作为重中之重。

廉政署这一新机构的成立,在具备领袖决策意向之后,首先要通过法律程序这道关口。2011年4月1日,台湾“立法院”审议通过了《廉政署组织法》,该法第一条即开宗明义说明设立宗旨:“法务部”为力理廉政政策规划,执行反贪、防贪及肃贪业务,特设廉政署。

因廉政署隶属于“法务部”,所以《法务部组织法》部分条文也要相应作出修正。至此,廉政署的设立就有了法理依据和基础。三个多月后,廉政署正式挂牌。

围绕廉政署,有相当多争议。“监察院长”王建煊提议设在“监察院”下,但最终按马英九的意志,成为“法务部”下的三级机关。“我有决心,我有非常大的决心建立干净政府!”马英九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振臂疾呼。他还提及自己竟选“总统”时的政见:“现在就告诉大家,我的决定就是我们要设廉政署,设在‘法务部’下”。

隶属于“法务部”的廉政署,是否层级过低?是另一争议焦点。这和新加坡、香港的贪污调查局和廉政公署差很大,前者直属总理,后者直接向最高行政长官负责。除此之外,廉政署和调查局职务重叠之处,也备受诟病。它被台湾“立法院”最高顾问、前“法务部”政务次长郭林勇认为只是将“法务部”政风室换个招牌并增加了一些职能而已。

“我希望马英九能多听一些人的意见,而不是只听一两个人的意见。” 郭林勇对《凤凰周刊》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规范司法伦理,加强外部监督制衡,把不好的司法官淘汰,让好的法官发挥作用。做一个规划很容易,问题是,如果这个规划对淘汰烂人、鼓励好人没有帮助,就是无效的,‘人民也并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你在做事”。

“法务部长”出身的马英九并不这样认为。他强调,肃贪不能只靠廉政署,解决贪污问题与首长决心有绝大关系,首长必须有决心,让部属步伐一致,不能怕家丑外扬。

某种意义上,廉政署的设立似乎是为了成全马英九宣示反腐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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