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治也是生产力

食品安全问题较小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在制度上设置了很高的违法成本,食品厂商败诉的后果很可能是破产。这种法治安排促使任何一方都不会为了牟取暴利和担负极高的违法成本。

前不久,香港出台法律,禁止携带两罐以上婴儿奶粉出境,违者最高可能被判两年监禁。虽然这部法律的合理性尚存争议,但它背后隐含的问题值得认真讨论。据统计,“限带令”出台前,香港每卖出10 罐奶粉,就有8 罐销往内地,最终到消费者手上的价格比内地同类产品要高出许多。香港自身并不生产奶粉,只是国际贸易的中转港,香港市场在售的大多奶粉品牌同样也在内地销售,此外,内地还有众多国产品牌奶粉。然而,严苛的“限带令”出台后,依然有不少人挺而走险,法律生效头几天,便拘捕了近百名违法者。
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很认同。的确在很多情况下,导致国产和进口产品形成价差的主要因素就是技术和创新。所谓“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往往指具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假如一件产品同时具有技术含量又价格低廉,那必然风行全球,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企业就是依靠这种优势获得全球竞争力。
但是一罐“路过”香港的婴儿奶粉既谈不上什么科技水准,也没有任何价格优势,却同样风行内地,这是为什么呢?内地奶粉的配方多样化一点也不比进口奶粉差,DHA 、微量元素、维生素等等嘘头一个不少,但唯独缺少的是“法治”这个配方。其他配方带来营养,法治带来安全和放心。对香港来说,法治就是第一生产力。在缺少法治约束的情况下,科技不仅不能成为生产力,反而可能构成破坏力。三聚氰胺充当蛋白质加人奶粉的做法无疑就是科技的产物。
每当内地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后,多数人都在指责政府监管不力。这有一定道理,香港优良法治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的严格监管。但是政府监管未必能够有效保障食品安全。法治不是指政府包治一切,而是指市民通过事先确立的规则进行自治。政府的角色是保障这些规则的公平和完善。例如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并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出面处罚和整治,而是首先由受害的消费者自主向独立审判的司法机关提出侵权或者违约诉讼。食品安全问题较小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在制度上设置了很高的违法成本,食品厂商败诉的后果甚至可能是破产。这种法治安排促使任何一方都不会为了牟取暴利而担负极高的违法成本。假如只是依靠政府监管,则很有可能演变成权力与商业的勾结,监管也将流于形式。其实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并不在于法治,而在于法治保护之下,获得自由和保障的人们,以及他们因此被激发出来的生产创造力和消费积极性。在法治存在缺陷的地方,人们也会有积极性,只不过那是跨境高价抢购奶粉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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