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博弈激烈化

一直以来,“和平示威、理性诉求”是多数香港政治团体和市民认同的做法。然而,由于单靠喊口号再难招徕选民,近年一些香港民主派团体的示威行动日趋激进。

“说实话,我今后出访海外,再也不敢说香港没有财政悬崖问题了!”5月12日,学者出身的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在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时突然有所感触,坦言近来有国家不惜加税及缩减开支应对“财政悬崖”,而香港因为港人的努力经营从未面临过类似的财政危机,但近来有个别议员随意拉布,却令特区政府财政运作陷入困境,令他感到很惋惜。

陈家强强调,自己一直尊重议会少数党派的声音,但必须确保社会平衡,是次拉布已经失衡,令人看不到行动背后的理据理论。他说,“连他们都不清楚要求我们做什么承诺,这根本不是谈判。”

令陈家强有感而发的,是今年4月发生在香港立法会的财政预算案拉布事件。港府今年3月份公布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后,按照一贯程序向立法会申请拨款。不过,包括人民力量和社民连在内的多个激进民主派政党的立法会议员,要求港府对全民退休保障议题尽快展开咨询不遂,便在财算案拨款申请法案提交立法会讨论时,进行“拉布”,即提出数百项修订,然后不断发言,将会议无限期地拖长。

港府有“无粮出”危机

连月来,上述拉布行为令香港立法会的运作严重瘫痪。港府警告,若立法会未能于5月15日“死线”前表决通过预算案,逾60个政府部门的流动现金将于6月份花光,多项一次性纾困措施被迫延期发放。香港也将爆发开埠以来首次政府“无粮出”,甚至被迫“关门”暂停服务的危机。

港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举例说,单是支付综援、生果金及伤残津贴等各项社会保障金,平均每月已需要约33亿港元,涉及多达110万人,而170间受资助社福机构,每月也需要约10亿港元拨款。他说,“倘预算案未能尽快通过,7月初将未有足够资源向所有受助人士发放援助金。”

香港议员在立法会拖行政部门后腿的行为,今次并不是首次。早前四川雅安发生大地震后,香港政府向立法会申请拨款1亿港元赈灾,民主派政党声称天灾已成为内地贪官发“灾难财”的好机会,反对直接捐款给四川政府,结果造成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流会,最后拨款几经辛苦才获通过。

长时期以来,游行示威频繁是香港文化特点之一;与此同时,“和平示威、理性诉求”也是多数市民认同的做法。因此,香港的立法会文化一向是以政策诉求为主体,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约束标准。

1996年,立法局议员梁耀宗在立法局会议中只是讲出一句“臭罂出臭草”的粗俗话,便被时任立法局主席黄宏发驱逐扬名,成为香港立法机关历史上首名被驱逐出场的立法局议员。

时移易转,随着“四五”行动成员梁国雄2004年当选议员进入立法会后,香港的理性议会文化开始出现了改变。这位有“议会坏孩子”之称的议员,之后与另外两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陈伟业组成社民连党,把台湾民进党的“暴民政治”引入香港,主张激进路线,鼓吹“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的口号。

2008年10月,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时,黄毓民向曾荫权投掷三只香蕉。但当时立法会只是把黄毓民驱逐出场,事后再无追究。自此之后,社民连在议事堂向官员掷蕉、掷阴司纸屡见不鲜。

2011年10月13日,曾荫权出席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大会,黄毓民高声怒斥曾荫权委任民望低的林瑞麟为政务司长是与民为敌,违反政治伦理,结果曾荫权动了真火,与黄在议事厅上展开骂战,曾荫权更遭梁国雄掷鸡蛋。

“我好惊,(害怕)我真的好惊!”曾荫权后来忆述,当时梁国雄向他掷鸡蛋,令他感到很痛心和难过。他说,“香港市民一直很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融洽的议会文化,也不想看到立法会场有些暴力行为、粗暴行为、语言暴力行为。”

不过,曾荫权的苦口婆心,激进民主派议员并没有听进耳朵,反而进一步创出新招,屡屡利用立法会《议事规则》的灰色地带,发动“拉布战”,把议会文化推向更加街头式的抗争,意图以不眠不休打疲劳消耗战,瘫痪立法会运作。

黄毓民对此解释说,“当前香港的行政和立法会均由建制派垄断,温和的问政方式根本无法有效推动民主发展。我们为了发声,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

七成多市民反对议会内动粗

香港《政经风险》顾问公司在今年2月发表的报告中也形容,香港议会制度“非驴非马”,立法会只得部分民选议员,特首亦非由民主制度选出,缺认受性,再加上议会内民主派只占少数,他们只能靠阻延政策推出抗冲行政机关,也令立会论政水平越来越低,连通过一些民生政策也因此受到影响,影响市民生活。

香港“亚太国际关系学会”研究员戴子熙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指出,在民主国家,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时,为了防止多数之一方以人数优势压制少数,使少数之意见无法伸张而产生以众暴寡的现象,在民主理念中也强调尊重少数之原则,以求在多数决定原则下,尽量避免逼迫少数人去做他们所反对的事。根据香港立法会《议事规则》,议员在议会连续发言是合法的行为。

但他说,一直以来,“多数暴力”常是遭人诟病之处,但少数也常能在民主政治中形成“少数暴力”的现象,影响民主品质。以台湾为例,目前民进党是台湾“立法院”的少数党,理应尊重多数党的意见,可是该党近年却不遵守民主政治的运作规则,屡屡强行以少数暴力绑架“立法院”的法案。

譬如,几年前台湾的公共广播电视集团改选董监事会,需要3/4以上才能通过,绿营便藉由政党比例制任命的审查委员,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其持有的1/4以上的权力进行杯葛,导致公广集团经过多次审查会都未能完成换届,上演了一场民主政治最令人厌恶的“少数暴力”的一面。

有泛民议员分析,1997年前,北京害怕立法会分享行政权力,刻意搞分化,引入多议席单票的比例代表制,随着大选区议席增加,当选门坎便不断下降,以致拿一成选票便可入局,结果梁国雄、黄毓民等愈是偏激,在直选上便愈有利,哪怕得罪八九成选民,只要能凝聚约一成激进选民,便能争到议席。有这样的政治诱因,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在立法会搞事的机会,这可以利用大众对这些出位言行的好奇而争取曝光,借机宣扬其政治理念。

不过,戴子熙指出,在威权体制的情况下,运用“少数暴力”绑架法案大致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香港立法会半数委员直选已多年,代表性无多大问题,部分政党动辄以“少数暴力”阻挠法案通过,实质上是违反社会上多数民众的意愿。为此,各政党应放下各自的私心,修改《议事规则》,规范议事活动,以防止一些议员发起“少数暴力”行为。

事实上,大部分国家或地区民选的议会对于违规议员都有一套惩罚机制,轻的如立即逐离议事堂,禁止违规议员在一段时间再回议事堂议事,其他的甚至会扣减议员薪津、公开批评谴责,甚至革除议员身份。

过去,建制派多次提出修订议事规则,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加重对违规议员的惩罚。也有意见建议立法会主席“限时剪布”,为辩论定下限期,时限一到便要进入表决程序,不能再无了期拖延下去。但每次都被泛民主派议员否决,令修订未能成事。结果激进议员有恃无恐,冲突事件继续恶化。

香港政坛中人指出,议会内绝大部分议员其实是不认同黄毓民、梁国雄等少数人的表达手法的,但若要修例禁止他们掷物,又担心会开了坏先例,变成收窄议员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如果今天通过禁止他们掷蕉,难道日后又要禁止叫口号、禁拿标语入议事厅?”

一名泛民议员私下向《凤凰周刊》说,议员是由市民选出来,就算是惩罚也应由选民以选票惩罚,议会不能代劳。

对于“拉布”等行为,泛民议员也不赞成“剪布”。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表示,现时的立法会《议事规则》无赋予立法会主席“剪布权”,主席要“剪布”,应先修改《议事规则》。但建制派议员批评,由于修改议事规则需要经分组点票,而泛民议员至今倾向继续“护短”,所以就改善方案达成共识的机会微乎其微。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认为,世界各地都出现过议会暴力,不能说是文化造成。比较有力的原因应是该社会在该时期是否存在尖锐的矛盾——譬如美国南北部对奴隶制度的争论、台湾蓝绿阵营对民主与统独问题的分歧等。香港就特首和立法会的双普选问题纠缠经年,立法会内的功能议席和分组点票令民意与议会多数派背道而驰,议会暴力无可避免。

他指出,香港的议会暴力仍在初阶,但已有调查显示,七成多市民反对议会内的粗言和掷蕉行为。泛民激进派是否要将议会暴力升级,最好冷静头脑先想一想,“至于尊贵的官员和议员们想看到英君子政治重临立法会,还是尽早实行双普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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