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的民主:香港普选之争

稍微关注香港时事的人,必定知晓今年3月来香港最热门的时政议题,大多围绕着“占领中环”这个尚未付诸实施的运动。按照“占领中环”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的说法,他希望“透过是次运动争取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普选”。

问题是,早在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的普选提案,为何有人要争取一个早在日程里的安排,还响应众多呢?

实际上,民主意味着程序性,普选本身需要一定程序,而与之相应的程序还未有定论。

迟到百年的民主进程

香港特区最重要的选举有两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特首)选举和立法会议员选举,香港人也就在这两个方面争取普选,即通常所称的“双普选”。2007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准许了一个香港开展普选的时间表,同意“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也就是说,香港在2017年将实行首次特首普选,而在2020年实行首次立法会议员普选。

至于在这之前的选举制度沿革,还需上溯到殖民地时期,香港民主政治的构建,在那时便已开端。

割占香港不久,以《英皇制诰》形式颁布的最早的《香港殖民地宪章》便授权“在任的总督……在取得立法局的意见后……制定及通过为维持香港的和平、秩序及良好管治……而不时需要的所有法律及条例”,香港最早的立法机关——定例局便由此创设。后来定例局改名立法局,“97回归”后又改名立法会,其立法机关的职能并未改变。

然而,这个至关重要的机关却长期并非代表香港本土民意,立法局除了总督及政府三司首长担任“当然议员”外,由其他政府官员出任的官守议员及民间人士出任的非官守议员也都由总督委任。这些委任的席位长期被英国人所占据,直到1884年,港英政府才委任了伍廷芳为第一位华人议员,而非官守议员的数量更是迟至1976年才追平了官守议员。

1971年出任港督的麦理浩,在其任期后段曾推行代议政制的概念,1982年,随着区议会的成立,这种政制在香港正式出现,也成为了香港人争取民主运动的正式开始。

1987年5月,港府向市民咨询对1988年于香港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议席的意见,同年9月底,由超过100个香港民主派人士组成的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于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争取八八直选集会”,逾万名市民参加。

然而,港府成立的民意汇集处在11月公布的结论却是“有七成市民反对八八直选”。这个结果与其他同类型调查的结果差异很大,引起了舆论哗然,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也谴责港府玩弄民意。而港英政府当时刻意扭曲民意、玩弄数字的说法被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离任后的回忆录中证实。

与直选对立的,除了港督委任,还有始于1985年的间接选举,而间接选举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功能组别。这一制度将指定的某个或某几个席位交给某行业或某商会,由它们进行特别投票选出。由于大部分功能组别采取公司票、团体票选举模式,该行业的一般雇员并无投票权,这个制度也被视为不能广泛代表市民的小圈子利益输送。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政制方面动的最大手脚便是在这个功能组别制上。他在1995年立法局选举中引入9个新增功能组别,即“新九组”,这9个功能组别的独特在其选举方法上:彭定康改法团投票为个人投票,将香港有权投票功能组别的选民人数提升到了270万人(实际登记115万人)。

两度延后的普选允诺

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大体上延续港英政府的职能设置,特首接替了港督的职务,权责相似。如此一来,港人对民主的争取也就自然而然地扩大到特首产生的方式上来。

无论是争取普选特首,还是争取普选立法会,法律依据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其中,关于特首产生的条文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45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而关于立法会选举的条文则是第68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港人对普选日程的第一个期望也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提到的一个时间——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第7条规定:“2007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第3条亦规定:“200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如需对本附件的规定进行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这些条款并未确定2007年后的选举模式,港人在最初还是普遍把这个年份视为启动双普选的时间点,即在2007年举行首次特首普选,在2008年举行首次立法会普选,简称“0708双普选”。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的民主党、自由党、民建联三大政党组建时,都对0708双普选这个日程表示支持。

2004年元旦,香港数万人参加了支持0708双普选的游行。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这两条作出解释,指出:选举办法“如需”修改,是指可以进行修改,也可以不进行修改;选举程序的修正案,只能由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不得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若选举程序不作修改,则继续适用原有规定。

人大释法让香港政制改革的风向逆转,三天之后,亲北京的民建联便将其政纲中“争取0708双普选”改为“争取2012双普选”。4月2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0708双普选问题的决定。按照决定,2007年的行政长官不会由普选产生;而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则采取半数由普选产生,半数由功能组别产生的办法。

2007年到2012年,之间相隔5年,但选举议题的热度却并未在0708双普选被否决后出现减退,2012双普选的讨论紧接着便开始了。2005年,港府提出的政制改革方案中即因为没能涉及普选时间安排,遭到了民主派的反对。当年10月28日,一老翁在香港各大报章的头版刊登全版广告,广告背景为阴沉的黑色,内容别无他物,只在一张孤零零的沙漏图片上方放上两行小字:“告诉我,我会看见普选的一天吗?——一位从1984年等到2005年,现年78岁的香港人。”

但决定2012双普选是否可行的,并不是香港政坛的有关人等。2007年,行政长官曾荫权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内容包括香港政制发展咨询情况,并重点提出了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问题,请中央予以答复。

12月23日至29日,人大常委会开会审议了这一报告,订立了关于香港政制改革问题的草案。草案否决了2012年行政长官普选和立法会普选的提议,并规定2012年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及功能组别仍然各占一半。草案还提出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可以以普选产生,在这之后立法会全数议席亦由普选产生,终于为香港的普选问题作出了第一个时间允诺。

程序之争

自2010年起,香港民主派组织的争取普选组织往往在“普选”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如“终极普选联盟”“真普选联盟”,意指其追求的普选与政治立场倾向北京的“亲建制派”或现特区政府声称的普选有所区别。这个区别主要在于特首候选人的产生程序,包括关于筛选条件和提名委员会的争论。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并未对特首候选人设立筛选条件,但邓小平曾说过港人治港应该以爱国者为主体,邓的这一句话被拿来作为“筛选”候选人的理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确认了筛选条件的存在:“香港特首必须‘爱国爱港’,对抗中央的人不能胜任。”

这个筛选条件引起香港民主派的反对。在新浪微博上,署名“-本土香港-”的网友质疑道:“‘基本法’哪一条说特首的条件要爱国爱港的?‘爱’是感情,感情是没有衡量标准的。‘基本法’所列特首职权都是在香港的职权,跟‘爱国’有啥关系?现代政治文明讲的是法律、权利义务,哪会一天到晚讲肉麻的‘爱’?”网友“香港另类人”更调侃说:“请问‘爱国爱港证’在什么地方报考?”

“亲建制派”港人则支持筛选条件并为其辩护,如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梁爱诗认为,“香港的选民人数约300多万,设定筛选令选举更容易进行。”民主派专栏作家库斯克则反呛香港筛选模式接近伊朗模式,“他们也有一个‘国家利益委员会’,由伊斯兰教士决定谁有资格参选。”

也有“亲建制派”人士承认筛选条件的不严谨,转而在现有法律制度里寻找这个筛选条件的实际界定者。如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就表示,“爱国爱港”是意识形态,法律上很难去表述;但他也认为特首“爱国爱港”是理所当然,否则“叫中央如何委任”。因此,他提出应由将来具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用集体智慧去界定“爱国爱港”的候选人。

谭耀宗所说的提名委员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45条中是与“普选”一起被提到的,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当香港特首实行普选产生时,特首候选人应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而这个有法律依据的提名委员会如何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却没有指明,因此,提名委员会的产生方法成了2017普选程序之争的焦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12月29日作出有关香港普选问题的决定时,还同时提到了“提名委员会可参照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有关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组成”。

这成为“亲建制派”希望的提名委员会组建方式,并认为这是人大常委会已经决定的提名委员会方案。如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宋小庄在《文汇报》撰文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提名委员会可参照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组成”,并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选举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都有‘广泛代表性’的要求”,认为提名委员会延续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式合理、合法,反对派提出别的方案“实际上是要拖延普选的进程”。

所谓选举委员会,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设立的,在普选特首时代之前,负责选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组织。它是由功能组别形式构成的,现时共有1200名委员,分别代表香港社会的38个组别。其中300人来自工商、金融界,300人来自专业界,300人来自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其余300人为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

依照这样的功能组别安排,除了来自专业界的代表是泛民主派居多外,其余的组别可以说均为“亲建制派”所垄断。因而香港民主派一向称选举委员会为“小圈子选举”,若提名委员会延续其组成方式,对泛民主派而言显然是一个重大失败,无怪乎他们会做如此激烈的反对了。

不过,民主派自己也很难拿出一个合适的提名委员会组成方案来,一些人提出的普选产生提名委员会遭到了“亲建制派”激烈攻击,另一些温和民主派则试图在“延续选举委员会”的方案里折中出一些对“亲建制派”的限制来。毕竟,泛民阵营并不统一,其意识形态包含了从中右到极左的诸多派别;其出身既有曾为殖民地精英的李鹏飞,又有曾为毛派学运分子的梁国雄;其中本土派热衷于攻击国族派,人民力量也常年攻击民主、公民两党;唯一能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无非是共同反抗“亲建制派”的举措而已。

泛民也确实因对程序不满阻止过“普选进程”。2005年10月,港府提出“五号政改方案”,即由于泛民阵营的集体抵制而“流产”,其中缘由,除了这一方案缺少普选内容外,还包括立法会选举的程序改动对泛民派损害甚大。

“动乱”的民主

“占领中环”运动的讨论如火如荼,反对“占领中环”者同样也在扩大他们的声势。今年9月3日,为这个目的而成立的组织“帮港出声”在数份报章刊登广告,题为“没有动乱的民主,你同意吗?”,意指民主派的运动将为香港带来动荡、苦难,还质问“在黎明来临之际(指2017普选),为什么占领中环要把它变成可能是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动乱”一词,曾经距香港社会相当遥远。城市大学讲师方志恒在他一篇文章中描述道,香港现在“政府民望低落、官员诚信破产、建制四分五裂、官民冲突不断、社会对立撕裂”,并发问:“香港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到底是谁人的责任?”

自然,香港对立的两派必定互相指责。“亲建制派”对泛民主派的指责较容易理解,但凡对立双方中有一方采用运动、示威、上街等手段时,另一方责其破坏社会稳定是很正常的。那么,泛民主派的主张又是怎样呢?

今年的“粗口教师”事件便是一个双方各执一说的典型(详见本刊2013年第24期《林慧思事件触发香港社会撕裂》)。事后林慧思受追讨时,亦获艺人黄秋生、彭浩翔等诸多舆论支持。黄秋生评论说:“家长联会要求粗鄙文化远离校园为由针对林老师,首先粗鄙远离校园都没有用,因为粗鄙就在他的身边……警察怕被人fxxk,警察以前fxxk的人少咩?”

香港警察被指责偏袒也不是第一次。《苹果日报》评论员林忌撰文称,真普选联盟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论坛时,遭到了“爱字头”组织骚扰,主办单位报警超过20分钟后仍未见有警员到场执法,最后只得腰斩活动。相反,因有市民在居屋的楼梯涂鸦“反动标语”,警方就出动重案组去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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