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缘何"撤离香港"?

这一段时间,由于一边频繁抛售内地及相关资产,一边在海外进行大手笔投资收购,素有超人之称的李嘉诚不断遭遇外界对其“撤资”和“东退西进”的质疑。风口浪尖之上,李嘉诚罕有地接受内地南方报业的专访,将其近来的一系列动作解释为依然遵循其多年来“低买高卖”的商业策略,而非外界所定义的“撤离香港”。

李嘉诚出售旗下内地和香港的业务,自有一套商业运作的内在逻辑。譬如根据和黄的财报,集团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盈利能力,近两年均出现滑坡。及至2012年,其内地业务所贡献的营业额占比降至11%,税前利润更是降到了19%;在香港市场,港灯的回报率,也由当前的10%预期降低至7%左右。关于李嘉诚的投资策略,相信已经有很多篇专业的财经类文章做过深入的分析,在次不再累述。

诚然,李嘉诚本人的投资偏好,并不意味着整个香港市场的前景是一片黯淡。但他出色的商业嗅觉,选择“撤资”(或者更准确的说,选择一个更佳的投资地点),之后又高调地主动邀请媒体通过采访的形式“反击”社会的质疑,这些举动不得不让人从一个侧面加深对香港未来前景的担忧。

这里,李嘉诚的商业布局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指标。这一年香港社会的诸多发展,演变之快、影响之深,让很多人都不无担忧香港的未来。这层担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经济,二是政治。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上香港未来的政治图谱到底该如何描画,如何可以达成一个让中央政府和本土力量都接受的政治平衡,这一点似乎到目前为止都还难以看出方向。这一关键的节点/阻碍点如果不打通,或者在打通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远远超乎预期,则对香港未来的整体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还是先回到经济层面上看看香港所面临的危机。香港边缘化的问题,早已有由来,只是最近伴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立,这一话题又再次被提出来。

香港从开埠之初就被港英政府定位为自由港,并锐意经营,除了采取低税制和自由贸易原则外,还培养出众多熟悉国际市场、精通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务的专业人士,再加上香港的天然深水港条件、地处东西方贸易交汇中心和背靠中国大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使香港长期以来一直发挥着一个重要的货易集散地功能,转口贸易占有举足轻重之地位。香港经济对贸易依赖程度之高亦为世界所少见。正因为香港是中国大陆通向世界的桥梁,也是全球进入中国内地这个大市场的跳板,两地的经济贸易联系源远流长。

但随着中国贸易、金融直接与世界接轨,中国内地市场直接向外资开放,香港传统意义上中国内地走向海外的中介对外平台功能在减弱,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桥梁”,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桥梁”了。

就整体经济水平而言,香港和内地沿海大城市的差距在缩短。譬如,经济增长速度不如上海和深圳,人均GDP差距趋于缩小,而近在咫尺的广东,2005年的GDP就已经实实在在超过了香港近三分之一。再放眼深圳、广州、珠海、湛江一带,那急剧兴建扩张的机场、港口、公路、铁道,都以比香港更廉宜的成本、快捷的施工、骄人的规模和更靠近人流货源的地理位置,展现出巨大的潜能。

就个别优势行业而言,香港也确实被边缘化了。在金融业,伴随着内地银行业扩大开放,在香港的持牌银行总数回归之后一直在不断下降,已经从1997年底的180家减少至2012年底的150多家,显示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不断减弱的趋势;在航运业,香港世界航运中心的优势地位则遇到了来自上海和深圳的强大竞争。由于货源分流和高营运成本,香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放缓。维持了十多年之久的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口的地位,自2005年被新加坡取代之后,2007年又被上海所超越,退居世界第三。相信伴随着深圳港最近几年的大幅崛起,老三的位置被赶超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但是经济边缘化的问题,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居安思危的香港人是有能力去适时调整自己,应对区域竞争和挑战。何况相比较于上海、深圳,香港的总体优势仍然存在,特别是在软实力的自由市场和法治社会这两个维度上,香港的这些制度性保障可以让它在和过于强调大投资、拼硬件的内地城市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研究香港服务经济体系的专家麦克(Michael Enright)在其著作《大珠三角和中国的崛起》(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Rise of China)中就曾预测,香港的经济结构将愈加集中、缩窄至核心服务行业,“从香港参与的活动而言,香港的经济会变窄,香港可能会发现,其从事的活动范畴缩窄至数个最高增值的管理、统筹、金融和咨迅活动,从事这类活动的公司数目和种类亦将大量增加。这不一定是好或坏。随着中国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进步和开放,在很多情况下香港的经济将愈来愈类似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城市。不论是纽约、伦敦、芝加哥、苏黎世或者东京,这些城市都透过发挥枢纽能力来管理和协调经济活动,以及提供融资而繁荣。主要的经济城市都因控制或处理知识、咨迅、货物和金融的流通而繁盛。”

比较棘手的是政治议题。香港的政制发展到今天,已经确定了清晰的普选时间表,追求全面更高度的民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在这一共识之下,社会分歧却非但没有收窄,反正逐步在扩大。就连温和的学者们都看不下去,通过组织“占领中环”运动表达争取香港特首普选的公民决心。2017年的特首普选,已经实实在在成为香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香港精英以及中央政府显然都知道这一点。但症结恰恰在于,如果在北京的预设框架内谈细节(譬如普选之前需先进行筛选/预选,特首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必须是爱国爱港,不可与中央对抗),则一谈就死;如果北京全面放开普选,又必然会担心中央的话语权与决定权在香港会大大减弱。对此,北京是不是有智慧放,香港是不是还有耐心等?这个社会在未来是否能够顶住外部的压力而变成其它城市效仿的典范,还是陷入更为糟糕的政党内耗以及民粹化的激进局面,就好比一些激烈的声音所指出的那样,“宁愿原地踏步,也不走错路”、“未来十年,街头见”?在这一系列担忧面前,没有人希望最坏的情况出现。

有一点必须明确,普选制的实现并不必然意味着香港的全面民主化,普选和民主化的进程不可简单等同。香港本土力量和中央政府的抗争和政治博弈依旧会继续存在,香港政府在推动民主的过程中,如何于两者间斡旋并寻找最佳出口成为关键。同时,在香港和大陆日渐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内地政治文化又将影响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价值到何种程度,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严飞 英国《金融时报》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gangaotai/2586.html【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

    关于凤凰周刊 |广告服务|订阅凤凰周刊 |配送方式 |付款方式 |联系我们 |邮政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