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的未来岌岌可危

香港1997年从英国移交给中国后的近17年里,我们香港人一直梦想着北京曾承诺的真正的民主。然而今天,我们的自治权及其支撑的法治面临着来自大陆中央政府的威胁。

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侵犯是北京干预本港事务的最新事例。不过,更为有害的是,大陆领导层及其香港盟友持续开展否决香港人未来民主权利的行动。这种保证给我们的权利不仅出现在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还写入了1990年颁布的香港小宪法《基本法》。

当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承诺保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即他口中的“一国两制”时,全世界共同支持了将香港从英国移交到中国手中的协议。我们把这些话牢记于心。

1997年以来,我们带着一种准民主的政治体制艰难前行。时至今日,香港立法会仅有一半的议员由民众直选产生,剩下的则由被称为“功能界别”的行业协会推举,而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受北京掌控。我们的领导人,即行政长官,由亲北京的一个委员会选出。这个委员会仅由1200人组成(全港人口为700万)。

香港人一直期盼着2017年的到来——这是回归20周年,也是北京规定的我们终于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普选推举出行政长官的时间点。选举程序在操作层面的细节尚未确定,但现在,随着如何推进选举的公众辩论的进行,中央政府官员却在移动球门柱,提出了全体候选人必须“爱国”等诸多要求。

2013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在座谈会上表示,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另一名中央高级官员李飞也重申了这一观点。这些表态并不十分婉转,表明北京对普选的想法与香港人——以及全世界——大相径庭。

建制派正寻求通过提名程序来操控2017年的选举。他们认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应当由提名委员会推举,而不是公众。他们还提出,只要每个香港人都有权在大选中投票(就算是经过事先筛选的候选人),港府就满足了“普选”的要求。

上周,主管中共港澳事务的张德江在北京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番扑朔迷离的讲话。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番话表明,北京已下定决心要控制所有候选人的提名。

在大陆,筛除批评意见是家常便饭。可是在香港,一套准许北京有效控制候选人遴选流程的体制,会永久性地断送我们对真正民主的希望,并且会侵蚀政府制度的透明度、合法性和信誉。如果我们不能在2017年通过真正民主化的途径选举自己的领导人,那么我们对中央政府可能抱有的任何信任都会消失。

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香港的自治正受到侵蚀——这些迹象提醒我们,在缺乏权力相互制衡的情况下,没有哪种政治制度能保持稳定。

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Leung Chun-ying)有在做决定前咨询北京的倾向。2012年,政府试图在所有的小学生中推出“爱国主义教育”和一本教材。该手册形容中国共产党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在爆发大规模抗议后,相关计划被推迟了)。

最近最让人不安的事例,是北京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干涉。今年1月,独立报刊《明报》受人尊敬的总编辑被建制派的管理人员所取代(披露一下:我是为《明报》定期写稿的特约专栏作家)。大多数独立分析人士和该报的许多记者都认为,是中央政府向《明报》所有者施压做出了这一变动。在这场神秘而令人不安的变动中,上个月又发生了一起恶性袭击事件,刘进图于(Kevin Lau Chun-to)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遭遇恶意袭击。

同时,中央官员近来要求许多大型国际银行撤销他们在政治立场独立的香港报刊上投放的广告,以此惩罚这些新闻机构的独立精神,大多数银行都照做了。

新闻自由观察机构还在继续看到加大审查、自我审查,以及阻碍媒体报道的现象。

通过拒绝让香港人享有民主选举本港领导人和全体议员的权利,同时加大干涉香港人的自由,中央政府正在破坏1997年建立的、保护香港民众基本权利的政治框架。更糟的是,中央政府的干预引发了香港和北京之间无休止的对抗,结果,香港人只能在街头抗议,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政治途径。

邓小平为香港制定的规划的过人之处在于,它保护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即自由、法治、反腐机制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对我们当中的乐观主义者而言,它还为大陆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因循的样本。

普选是兑现邓小平制定的“港人治港”规划的唯一途径。让我们期待,邓小平的继任者能回心转意,防止他的蓝图变成一长串破碎的承诺。


李柱铭(Martin Lee)是香港长期民主活动家和民主党首任主席。

翻译:黄铮、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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